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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间商会介入公司僵局救济的新参考 王斌周 山西圣合律师事务所(本文节选自作者硕士论文) 采用诉讼的方法寻求救济易产生高成本、低效率、与当事人日常生活的隔阂以及律师的不当介入等种种弊端，因此，以第三方调解制度为其理论原型的替代诉讼纠纷解决程序（ADR）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为西方国家广泛应用。据统计，现在美国95%的民事案件都是通过和解以及在法院内附设的强制仲裁或调解等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程序（ADR）得到解决，只有不到5%的案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 而在我国，对民商事纠纷采用第三方调解的制度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只能说是处于起步阶段，诉讼之外的调解职责按有关法律规定只能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在实践中调解事项也仅限于公民日常轻微民事纠纷，像公司僵局这类较复杂的商事纠纷只能通过诉讼或仲裁途径来得到解决。 在接管制度方面，美国法上的临时接管人和临时董事制度都意在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可能遭受的营运损失，但都存在公权力干预私法自治的理论垢病。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高度行政干预下的计划模式向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市场模式的转变，长期处于压抑下的民商事主体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刚刚有了复苏，立法正不断致力于加强对私主体的权利保护，而与接管公司息息相关的职业经理人和独立董事制度也并不发达。在此种形势下，在公司僵局救济问题上不加选择地引进这两种公权力影响公司自治的制度可能会造成法院、公司与接管人三方之间新的矛盾冲突，并有将对私主体的权利压制由行政领域转移到司法领域之嫌。 综合上述理由并结合我国当前实际，笔者认为，应由民间商会介入对公司僵局的救济，履行诉讼前的调解和诉讼中的接管职能，以拓宽僵局救济渠道和降低僵局对公司所造成的营运损失。 我国的民间商会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All-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Commerce），简称全国工商联。该会成立于1953年，是我国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2007年该会直属的行业商会组织和下设的地方工商业联合会已达8000多个，会员单位已达200多万家。全国工商联积极参政议政，在组织会员参加国内外商务交流、促进工商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会章程第四条第11款规定：“为会员提供有关证明，协调关系，调解经济纠纷”，这体现出其行业自律的功能，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这种行业“自律干预”往往是司法干预商事领域的重要辅助手段。随着我国政府的职能由权力型向服务型转化，民间商会的行业自律功能应当得到进一步加强。 由民间商会在司法介入前对公司僵局进行调解，在司法介入后履行对公司接管职能的优势主要表现为：1、减轻法院负担，保障司法效率和公正。2007年3月由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06年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办结案件8105007件，其中一审民事案件为4382407件。而2006年全国法官的数量却只有18万左右，比2001年的21万减少了七分之一，“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不利于提高办案质量。 而最高人民法院近期也已将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列为2008年重点改革项目，极力倡导包括民间的、非官方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如由行业协会、专家、律师等介入调解，力争构建一种“权力类别多元化”的状态。 可见，建立由公司行业自律组织在诉前对公司僵局纠纷予以先行调解的法律制度，是对丰富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尝试，可在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自律功能的同时，避免无谓的公司僵局诉讼和减轻法院负担，从而提高司法效率和促进司法公正；2、降低公司损失，防止股东滥诉。民间商会往往熟悉本地区、本行业的商业经营理念和战略，在公司僵局无法调解时由其接管公司经营管理能更有效地避免公司可能遭受的巨大损失，对公司股东而言在感情上也易于接受本行业协会的接管；在经调解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出具书面调解意见，可为下一步的诉讼过程提供重要的参考；在僵局无法调和法院作出强制股份收购或解散公司的裁判时，民间商会又能结合公司在本地区、本行业的影响力等因素向法院提供客观公正的公司财产估值状况，协助法院确定公正合理的股权收购价格；在因公司解散进入清算程序后，民间商会可以配合法院组织评估、审计等机构开展清算工作，协调冲突各方利益，为清算的顺利完成保驾护航。同时，由民间商会先行调解的制度可以防止一些用心不良的股东动辄滥用诉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公权力对私法自治领域的干涉。 当前，我国的民间商会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社会认同度不高，对会员的约束性不强；采用的是会员自愿加入制，调整范围有限等等。应适时在立法上加强其行业自律功能，使之能及时介入并有效实施公司僵局救济。在会员入会制度上，应仿效律师协会的法定加入制，保证其会员的广泛性，以便于统一组织、管理和约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