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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冯梦龙编写的《智囊》一书中，记载了一则孔子行游时发生的故事。大致是：在孔子外出的路上，他的马挣脱了缰绳，并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夫很生气，便将该马捉住，并关了起来。子贡去索马，放下架子低声下气地恳求农夫归还，没想农夫居然不理他。孔子便改派马夫前去，马夫对农夫说：“你不是在东海耕作，我不是出游到西海，我们如此近便，我的马怎么不伤害你的庄稼呢？”农夫听了有道理，便将马归还了马夫。 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意为，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请飞鸟聆听九韶，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冯梦龙则评述认为，子贡和农夫在修养上形成了距离感，即便车夫的话出自子贡之口，农夫恐怕也很难接受。 如果将这起索要马匹的事件看作一个案件，子贡就好比一个长期从事理论学习、初出茅庐的青年法官。理论上，子贡与车夫相比，一个是文人，一个是粗人，无论是学历还是修养方面，前者均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那为什么最终在实效上，子贡却是铩羽而归，车夫却旗开得胜，将马匹成功索回呢？这则小故事正折射出像子贡这样的青年法官，在成长之路上必须要迈过“三道坎”。 一是学以致用坎。清代名臣曾国藩说过，“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其严厉批判了知行分离、学不能用的弊端。作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也许可以讲出索要马匹的大道理。可一旦遇到农夫，他却丧失了任何发挥的余地。如果他能将精深的儒家理论以车夫般浅显的话语表达出来，那最终效果也许就不会如此失败。对当代接受过系统法学理论教育的青年法官们而言，这就必须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应用中破解理论和实践的两层皮问题，从而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二是因地制宜坎。矛盾具有特殊性。法官做工作就得因案而异、因人而异，根据案情采取不同的方法、态度和技巧。虽然在此案中，过高的修养让子贡和农夫之间拉远了距离，对矛盾的化解起到了副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对法官的修养进行“一票否决”。事实上，较高的修养正是法官修身、律己、用法的基石，只能一以贯之地加强，决不可有任何懈怠。只不过，在面对农夫等底层群众时，要能灵活展现自身修养，并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才是关键。这就要求青年法官们能够做到“山的沉稳，水的灵动”，而其中的度则需要在具体个案中精准把握。 三是见贤思齐坎。法官做工作不仅是对法律知识的运用，还要考虑到其他专业知识、风俗习惯、语言技巧乃至人情世故等等因素。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马夫虽然没有“之乎者也”的专业知识，但却饱经岁月沧桑，通达人情世故，故而才能成功。青年法官切不可眼高手低，目空一切。在漫漫地法官之路上，不仅要在不断变化的法律知识上做到常学常新，还要通过一个个的案件，丰富阅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更要始终保持一颗“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虚之心，哪怕是车夫般的“粗鄙之人”，也要不耻于学，要将他们的优点化作自身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