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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地产登记信息查阅权的主体范围，世界各国主要存在三种做法：一是对登记簿的查阅没有限制，只要是在登记机构的上班时间，任何人对于登记簿的任何内容都可以自由阅读、复制、摘录；二是允许公众向登记机构提出请求，要求登记机构告知有关某土地的权利状况的信息或要求登记机构就某土地的权利状况出具证明，但是不允许公众自行阅览登记簿；三是仅允许有利害关系的人查阅登记簿，对于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则不允许查阅。我国物权法采取了第三种模式。 物权法第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由此，物权法将查阅权主体界定为两类：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权利人是对登记的房地产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这类人员的身份通常已经通过登记或者裁判文书确定下来，与登记信息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利用信息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能够得到保障，因此权利人可以查阅相关登记项下的所有登记资料通常是没有争议的，《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阅办法》以及《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阅暂行办法》均体现了这样的立法精神。实践当中的难点在于对利害关系人查阅登记信息的把握。认定标准放得过宽，可能导致房地产登记信息被滥用；认定标准放得过窄，房地产登记信息又得不到有效的利用，难以对房地产交易起到推动作用。对此，笔者认为，对利害关系人的认定要做到“宽严相济”，必须从利益的真实性和利益的相关性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利益的真实性解决申请人是否具备查阅权的问题。申请人要获得他人的房地产登记信息，就必须向登记机构证明自己具有合法的利用目的。比如，潜在购房者要购买相关的房地产、潜在债权人要接受相关房地产作为债权担保或者潜在承租人要租赁相关的房地产等等。在取得房地产登记信息之前，由于交易风险不能确定，潜在购房者、潜在债权人以及潜在承租人通常是不会与房地产所有人签订相关合同的；而不签订合同，潜在购房者、潜在债权人以及潜在承租人又很难向登记机构证明进行房地产登记信息查阅的正当目的。这在实践当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合同内容的设计上加以解决。当事人可以首先草拟预备合同或者直接将房地产信息的查阅核实作为合同生效的条件，这样就兼顾了查阅人的知情权与房地产权利人的信息隐私权。 利益的相关性解决申请人查阅信息的范围。在确定了申请人具有真实利益而赋予其查阅权后，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根据利益的相关性决定申请人查阅信息的范围。不同类型的利害关系人对信息的需求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承租人更多地关注相关房地产的使用价值，债权人则更多地关注相关房地产的交换价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查阅权主体范围应当进一步划分，明确规定某些特定的信息只能由特定类型的利害关系人查阅，以使得提供的查阅信息不超出申请人正当需要的范围。比如，由于抵押权的排他性，抵押权人的利益通常仅仅受到顺位在前的其他抵押登记行为的影响，顺位在后的抵押登记行为对抵押顺位在前的抵押权人通常并无影响。因此，当接受房地产作为担保物的债权人要求查阅房地产登记簿时，即应当只允许其查阅抵押顺位在前的抵押登记行为，而不允许其查阅抵押顺位在后的登记行为，除非该债权人能够说明正当的理由。同理，当承租人要求查阅房地产登记信息时，抵押权登记中债权人的详细名称等信息与承租人的租赁权行使并无明显关联，房屋登记机构原则上不应提供。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