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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12日 23 版） 王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仕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托德·考克斯（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刑事司法政策项目主管） 马尔尼科夫（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胡逸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 迈克尔·孙（南非大约翰内斯堡市议员、律师） 法律执行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 王欢：美国的司法不公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司法体系中存在不少冤假错案，不少无辜的人被错判甚至被执行死刑。其中最让人震惊的是DNA检测技术明确证伪大量重罪案。不少研究者指出，还有更多的冤案由于缺乏DNA证据而未能昭雪。 二是美国司法体系放纵了一些本该受到严惩的罪人。特别是不少非洲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司法体系包庇滥用武力的有罪警察。近年来发生的多起警察枪杀非洲裔美国人案件，多数涉事警员被宣告无罪，引发抗议乃至暴乱。影响较大的有弗格森案。2014年8月，弗格森市18岁黑人青年布朗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白人警察拦截搜查并被开枪打死，而涉案警察却被免予起诉。这一结果引发全美范围内大规模的抗议示威。1991年罗德尼·金案后果更为严重，棒击罗德尼·金的4名洛杉矶警察被陪审团宣布无罪成为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导火索，暴乱事件造成53人死亡和以10亿美元计的经济损失。 三是美国司法体系对罪犯的惩戒程度和罪行严重程度不匹配，这种情况特别存在于实行“三振出局法”的州。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罪犯犯下第三次重罪时（三振），就自动适用终身监禁（出局），并且这种终身监禁必须要在25年后才有假释机会。许多人抱怨越来越多的对社会危害较小的人被终身监禁，过度占用了本应用来对付真正穷凶极恶之徒的宝贵社会资源。 张仕荣：美国的司法不公体现在法律执行上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例如弗格森案。司法审判领域强调案件审理“程序正义”，忽视甚至抹煞“实体正义”。从弗格森案来看，陪审团成员依据所掌握的大量证据做出裁定，但程序正确并不能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不公正，因为美国社会里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意识，“实体正义”反而得不到伸张。 马尔尼科夫：莫斯科大学本杰明教授认为：“美国司法体系不公平的一个表现就是少数族裔作为经济上最为脆弱的群体，常常成为司法不公和司法歧视的受害者。”据美国联邦政府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2年，美国共有1217人死于警察枪下。其中，15岁到19岁的年轻人中，黑人每百万人有31.7人被警察打死，白人仅为1.47人。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在白人警察作为被告时适用“疑罪从无”，为何对黑人执法时却是“有罪推定”呢？ 有的黑人即使没有冤死，但遭受的冤狱也令人窒息。两起黑人冤案都真相大白于2014年，再次将美国司法的不公昭示天下。当年4月，美国黑人男子乔纳森·弗莱明在服刑24年后重获自由。检察官在卷宗中发现可以证明案发时弗莱明不在现场的证据。弗莱明虽然获得625万美元赔偿，但再多的赔偿也无法换回他的宝贵时光。当年11月，俄亥俄州黑人居民里基·杰克逊被宣布无罪释放。当时的目击证人承认，并未目睹杰克逊在所涉谋杀案中行凶，他出庭作证完全受警察胁迫。比弗莱明更悲哀的是，杰克逊被无罪释放是在他入狱39年后。 对社会正义的认识差异强化司法不公认知 王欢：美国存在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公，尤其是存在严重的种族不平等。尽管种族歧视法律基本都被废除，但立法导向直接影响司法公正以及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认知。人们抱怨“三振出局法”形成司法不公，实际上原因也在于立法导向。 在弗格森案当中，联邦司法部的两个调查报告显示，威尔逊警官开枪的确合法，该案司法审判本身不存在不公，但弗格森警方在平时执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执法不公。非洲裔美国人对弗格森案司法不公的谴责，实际上是长期以来警方执法不公引起的。 重要案件审理中，陪审团成员构成影响裁定结果。有研究表明，美国不少地方存在利用各种借口将非洲裔美国人从陪审团中剔除的情况。在一些饱受争议的司法案例中，陪审团构成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被视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刑事诉讼案和民事诉讼案结果迥异，两个陪审团成员的种族背景不同被普遍认为起了关键作用。对社会正义的认识差异强化司法不公认知。美国人对许多重要社会问题的认识存在根本差异，甚至联邦最高法院近年来所裁定的不少重要案例都是以5∶4的票数裁定的。 张仕荣：美国司法不公的根源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源远流长的种族主义。美国社会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歧视表现在教育、文化、就业等社会的各个层面，而这种歧视源于白人内心深处的优越感，司法领域是种族歧视的重灾区。美国政府和社会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种族主义，把种族问题看成个人问题，而不挖掘制度性系统性根源。 在经济领域，美国少数族裔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弱势地位难以扭转，非洲裔美国人拥有的财富仅为白人的1/12。有评论认为，对于许多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家庭而言，美国梦仍然遥不可及。而随着代际贫困率增高，严重缺乏经济机会、福利保障的低收入群体与高犯罪率之间的联系会在执法部门的意识和执行中不断得以强化。 托德·考克斯：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执行对犯罪行为“严厉惩罚”的政策，这对本来就处于高贫困率、机会缺失、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的社区带来了新的不良后果。执法过程中的历史遗留及现存种族歧视行为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针对少数族裔的过分罪行化、动辄监禁等是造成少数族裔贫困率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美国监狱被关押的少数族裔占总数的60%，但其人口只有美国总人口的39.9%左右。非洲裔女性被关押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族裔女性。 马尔尼科夫：种族问题是美国司法体系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对黑人的不公平尤为明显。尽管名义上美国也在不断进行修正，但实际迈出的步伐并不大。如黑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3%，但黑人囚犯的比例达到50%。黑人坐牢的几率是白人的近7倍。司法不公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阶层分化明显，贫富差距大，在美国很难找到一个州或者一个城市黑人生活得和白人一样好。 胡逸山：美国司法不公与种族歧视的关联历史久远。美国司法不公的现实里有着种族主义的影子，也有文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文化的混杂常常带来理解上的误差，导致执法或司法的偏差。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为了谋生，白人和非洲裔混杂在一些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而警察对这些地区通常是监管严密，有时会开着装甲车，如临大敌。这在执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让人们反感，由此引发侵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