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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涉及欧洲的两个关键词是难民和希腊。但无论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还是欧洲难民危机,都在实践中促使欧盟不断完善欧盟一体化制度。 共同难民政策渐行渐近 2015年,涉及欧洲的首个关键词是难民。二战以来,欧洲难民一直存在,但今年欧洲难民爆发具有瞬时性和不可控性,还集中在少数国家(德国接纳了80%难民),再赶上经济不景气,难民就由问题演化成了一场危机:对内,要防控右翼势力捣乱,尽快消化这些不同语言、宗教、文化背景的难民；对外,要防止恐怖主义渗透。因此,欧盟消弥各国在难民政策上的分歧,加快形成共同难民政策刻不容缓。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欧盟第一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一体化进展快；第二大支柱:外交与安全政策一体化进展程度高；但第三支柱:刑事领域警务与司法合作一体化程度低。难民政策虽被纳入第一支柱,但其本身属于司法与内务领域,一体化程度低。 20多年来,欧盟也试图形成共同难民政策。如在2003年出台的《都柏林条例》及以后相关文件中,提出了第一入境国原则和安全第三国原则。第一入境国原则强调难民从第三国跨越边境进入欧盟某一成员国,该成员国有承担审查庇护申请的责任；安全第三国原则就是承认“不推回”原则的成员国,对第三国国民来说就是安全国家。但这两大原则在实践中难以履行。尽管欧盟后来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共同难民政策进展依旧迟缓。 今年的难民危机,使共同难民政策出现了许多亮点。首先出台了共同分担难民的“配额”政策。其次,改变决策程序,延用多数表决机制。再次,出台补助与捐赠机制。最后,编制安全原籍国共同清单。 共同难民政策关涉国家主权,高度敏感,权力让渡给欧盟有一个不断被接受的过程,只能碎步慢走,但本次难民危机或许为共同难民政策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建立共同财政金融制度 关涉欧洲的第二个关键词无疑是希腊,经济长期萧条、火上浇油的紧缩政策,令希腊民粹主义大涨。年初,作为主张结束紧缩政策的希腊左翼激进联盟党代表齐普拉斯选举获胜,这注定了希腊与国际债主们的争吵日趋激烈。 艰难的债务谈判持续到6月份。此时,希腊手中现金已然耗尽,救助协议即将到期,欠IMF债务马上要还,国际债主如不解囊,希腊只有破产一途。以欧委会、欧洲央行和IMF组成的国际债主向希腊提出了一份新的谈判协议,但希腊政府直接拒绝。 7月5日,希腊政府就是否接受国际债主们的条件展开全民公投。公投结果显示希腊民众不接受。希腊与国际债主们的对立势成水火。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怀揣公投结果与国际债主们斡旋。7月13日,在退欧最后一刻,齐普拉斯180度大转弯,接受了国际债主们的方案:接受削减退休金、增税等条款。当然,希腊也获得了三年86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希腊破产危局因此暂时破解。 2015年希腊债务危机以希腊人的理性落幕。道理很简单,解决希腊经济问题,削减财政预算、节俭度日是必然之举。在民粹主导下的情绪性宣泄不能解决经济问题。 构建应对危机有效机制 2009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凶险主要在制度不完善:一是统一的货币与不统一的财政存制度缺陷；二是救助机制有缺陷。 危机爆发后,欧盟改革着力点也在此两方面:一是完善事前防范机制,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通过《欧元附加公约》,建立起了超国家的财政失衡监管体系,为走向一体化财政铺路；二是建立事后应对机制,建立欧洲稳定机制(ESM),为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提供防火墙。 欧洲稳定机制自成立以来运转良好。第一个获得该机制救助的国家是希腊。经过两轮2400亿欧元救助,2014年希腊财政开始盈余,并重返国际资本市场,直接防止了希腊破产。除希腊外,受助国家还有西班牙和塞浦路斯。它们都先后在该机制的援助下经济步入正轨。欧洲稳定机制成了欧盟金融危机的防护垫,它有国际法保障,有7000亿欧元的资本金规模,遇到紧急事件,可启动紧急决策程序,只要获得85%以上有效票数即可实施。随着制度的完善,欧盟未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越来越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