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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参加并发表重要讲话,成为本次峰会的亮点之一。中国需要G20,世界更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G20会否再次“沦落”成为各国表达立场,且仅仅只是用以表达立场的国际多边机制——正如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所处的状态?这是自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方案遭到美国拒绝之后,观察人士所普遍存在的一个担忧。事实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曾在一次发言中指出:“我同意很多人的看法,G20峰会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动力。” 然而,尚在5年之前,G20还被广泛认为是足以取代旧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国际机制,尤其是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发挥的显著作用:促成各国联手推出刺激计划,重振经济；增资IMF,强化其“最终贷款人”的职责；创建金融稳定委员会,以此来增强对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这使得人们普遍相信:“G20时代”已经来临。 相对于既缺乏合法性,又没有行动效能的八国集团(G8),G20不仅因其纳入了新兴国家而更具代表性,并且还由于成功应对金融危机而被认为更具效能。然而,人们未曾注意的是:这种效能所基于的各国妥协与团结,却是建立在各国糟糕的经济形势的基础之上。因此,一旦各国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淖,妥协与团结的动能便有可能大幅削弱。 而这也是为何美国国会拒绝批准2010年IMF份额改革方案的一大重要缘由——根据上述方案,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表决权份额将会增加至14.3%,其中,中国份额的增加使其一跃成为IMF中的第三大会员国。不仅如此,根据由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G20成员大体遵守了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承诺,但各国还是不同程度地构建起了关税与非关税的壁垒。而这种合作的弱化很有可能导致G20再度成为一个“清谈馆”。 与此同时,就G20本身的制度设计和议题设置来说,其也远未达到作为一个更具效能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标准。在制度设计上,G20作为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既缺乏如秘书处这样的常设机构,又无法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由此虽然能够带来更大的灵活性,却也导致难以将各国达成的共识切实贯彻实施。在议题设置上,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缓和,G20开始将其议题扩展至发展援助、气候变化以及恐怖主义等诸多问题领域,由此必然使其在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这一关键议题上无法集中精力,进而造成改革的拖沓。 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代表,中国在推动G20继续向前推进改革这一问题可以大有作为。中国政府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即“一带一路”),创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此来整合欧亚大陆经济,构筑一个更具开放性的区域经济体系。按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的说法,中国政府试图以此“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然而,上述举措的区域指向以及创建“亚投行”,使得中国政府更可以借助G20这样的现成多边机制,来确保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与开放。毕竟,相对于创建一个新的全球性经济治理机制所需的漫长谈判时间和高昂交易成本,G20这一既有机制可以迅速地承担起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任。而且,G20多样化的成员分布以及经济占比的巨大(其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85%),赋予了其较强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G20来整合全球经济,创建一个更加稳定、更为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借助于此,中国政府可以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并为国内经济转型赢得时间。 如果说中国可以借助G20的话,那么G20则是需要仰赖中国——当然,其前提在于G20试图避免再度成为“清谈馆”,继续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事实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使其具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和“亚投行”创建以后,诸多国家期待借助中国的投资和技术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对此,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主管乌尔夫·斯维德鲁普教授就主张:“我期待中国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措施促进G20在协调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作用,使这些项目符合国家、地区和全球利益,从而为促进长期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如此一来,不仅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可堪期待,并且G20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效能也会得以彰显。 非只如此,如果G20试图继续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那么中国显然就是最佳的推进者,这不仅因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并且还由于惟有中国才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来敦促美国接受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有如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IMF内部,对改革的讨论已有几年,但只有当新兴经济体牢固地占据国际金融舞台的中心时,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改革——即对旧有秩序的决定性变革而非创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才会成为可能。”而只有持续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G20才有可能始终处在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央。也正是如此,相对于中国对G20的需要,G20可能更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而对于此次安卡利亚峰会,中国借由“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资金与峰会的对接,势必会有助于“投资”目标(本次峰会三大要素之一)的实现,但要促成其他两大要素——即“包容”和“落实”——向前推进,可能还需要期待明年在杭州召开的峰会。期待既有改革意愿、又有改革实力的中国能积极发挥作用,这样将继续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这也是为何“G20之父”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会说:“中国的G20峰会不仅是G20重生的契机,也将成为国际合作重生的契机。”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