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欧盟各国领导人再次齐聚布鲁塞尔商讨妥善解决“难民危机”对策。然而,目前这些会议却收效甚微,英国和荷兰都出现了主张通过“脱欧”来避免深陷难民危机的声音。尤其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就“脱欧”在欧盟发表了演讲,其中着重提到了在移民政策上的改革要求。卡梅伦还称,若他的改革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他将支持英国脱离欧盟。这场持续了近两个多月的危机从最初的人道主义危机渐渐发展成了欧盟的一场政治危机,欧盟长期以来在共同体建设上存在的缺陷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虽然上述问题主要仍是欧盟内部问题,但它的启示是世界性的,欧盟现有的麻烦所昭示出来的道理是:经济一体化无法实现共同体的团结统一。 2015年可谓是欧盟的多事之秋,先后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都对欧盟的存续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也反映出了欧盟作为一个政治体在建构方式上的重大缺陷。早在“希腊债务危机”尚未达成解决方案之时,欧洲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的相关政策凸显了“一个没有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的结构性缺陷”。上述论断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团结的共同体,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各成员国之间形成一种政治性的结合,但欧盟领导层长期的策略都是以促进经济一体化为主旨的。因此,当希腊危机和难民危机出现时,这种经济利益的平衡关系就受到了极大挑战,也凸显了现有的政治共识是非常薄弱的。 希腊债务问题初现时,不少人将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希腊人的懒惰,并认为希腊政府试图“脱欧”的做法仅仅是赖账之举。这类观点都缺乏对问题的足够分析。实际上,希腊人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样懒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希腊人的平均工作时数列欧洲首位,在OECD的34个成员国里也仅比排名第一的韩国低两位,比德国的数值要高出40%。即便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特点采用不同算法,即除去自雇和兼职人员或只统计工作年龄人口的工作时数,希腊的数据仍然高于德国。 拖累希腊财政的,除了市场整体低迷和产业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欧盟成员国之间义务分摊系统的不平衡。例如,希腊本身的经济实力就不强,但却长期接收了大量的难民。2015年是希腊财政最为紧张的一年,但仅仅在今年1月到6月间就有约68000名难民抵达希腊——该数字居欧盟之首。虽然在希腊的难民有相当一部分会转移到其他更为富裕的国家,但这仍给希腊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因此,不能将希腊公投简单理解为赖账,而是希腊人民拒绝承认一个缺乏政治同一性的联盟发出的命令对他们而言是法律。遗憾的是,长期以经济强国和债权人为主导的欧盟,只能以经济上的强势迫使成员国人民接受自上而下推行的安排。所以,哈贝马斯指出欧盟对希腊的新方案违背了民主原则并造成了更多的伤害。 眼下的“难民危机”恰恰反映了相同的问题。尽管欧盟长期以来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权保护,其成员国在危机中却迅速分裂成两个阵营。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欧盟相当一部分成员国的人民出于宗教认同、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定的考虑对大量涌入的难民抱有较强的抵触情绪。“新纳粹”和Pediga等激进的运动自不待言,即便是立场比较温和的民众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来欧洲的难民颇有微词。部分难民在欧洲留下来后的生活方式早已成为让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再加上ISIS的恐怖阴影,民众的反感和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现在以德国为主导的欧盟领导层采取的方案是通过施加政治和道德压力迫使部分成员国分担一定数量难民。不过,这样的方案并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甚至会进一步扩大已经出现的裂痕。首先,由于申根协议,申根国之间只存在形式上的边境,通过分摊份额的方式难以有效执行。其次,在难民得不到有效分配和管理的情况下,部分国家会通过加强边境控制来维护本国利益。这对于欧洲一体化而言将是严重的倒退。最后,在缺乏足够的民主基础和政治承认的情况下推行的解决方案对于部分成员国人民而言无异于是仅从外部施加的强制秩序。对此,成员国人民很可能会选择通过打破现有的政治体结构来抗衡这种秩序。根据现有信息,即将举行的西班牙大选和英国公投很可能会实现这一点,其他国家的激进势力也会趁机攫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总之,欧盟的这两次危机揭示了在共同体的建设中仅以经济一体化为推动力是不足以实现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如果说在平时仅凭技术官僚尚能维持这种经济同盟的和谐,那么当争议涉及到对日常生活的法则进行改变的时候,整个政治体的统一就会遭到挑战。因为在缺乏承认的公共体中,成员间的关系不过是主奴关系的变相重复,最后演变成生死之争。为了避免共同体走到这一时刻,就必须实现从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转化。而要实现这一转化,就必须设计出更有利于实现广泛民主和相互承认的规范性体系,共同体成员通过遵守这样制定出来的规范将他们之间的张力转化为融合的动力,由单纯的利益共享关系迈向团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