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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央批准，中央第十轮巡视将对32个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天津、江西、河南、湖北等4个省市进行“回头看”。近期，中央巡视组陆续进驻相关单位并召开动员会。 在中央持续高压反腐状态下，中纪委对一些落马官员的通报措辞，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对抗组织审查”就是其中之一。6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文回复如何认定处理“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有哪些落马官员曾对抗组织审查？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通告中，有43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截至2016年上半年，这一数据就达54例。 “大老虎”对抗组织审查占比大 2014年9月2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对中央网信办副局级干部高剑云(原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五局副局长)的查处结果。这是十八大后，在查处通报中首次出现“对抗组织调查”表述。 2015年1月15日发布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必须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 “‘对抗组织审查’是2015年以来比较新鲜的一个说法，但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在查处腐败官员的过程中一直都存在，一些官员怀有侥幸心理，企图蒙骗过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从2015年的通报来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上半年仅有5例，另38起均集中出现在2015年下半年的通报中。2016年，这一表述在通报中密集出现，截至2016年上半年，就达54例(其中53例表述为“对抗组织审查”)，超过去年总和。从这些被通报的落马官员的级别上来看，“大老虎”的数量“可观”，2015年中有14人为省部级官员，占33%；2016年上半年，省部级官员亦有12人，占22%。 其中，2015年10月，在对河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本顺的通报提到，“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2016年1月5日，对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吕锡文的通报提到，“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长期搞团团伙伙，对抗组织审查”。 今年为何数量飙升？ 从通报中“对抗组织审查”的官员数量上来看，今年上半年与去年相比呈现 “飙升”的态势。上半年通报最多的2月份，达到16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对抗组织审查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员与利益相关人员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另一种就是给审查人员施加压力。 “一方面，很多官员在被审查的时候想尽办法隐藏赃款或者串供，试图逃避调查和问责；另一方面，一些人心存侥幸心理，认为那些利益相关的人会帮他隐瞒信息，殊不知很多时候那些人一旦被抓了首先就会把他供出来。”庄德水说。 此外，庄德水还表示，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今年1月份开始正式实施，很多党员干部对纪律审查这一条的适用还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不少人认为还可以把赃款藏起来或者蒙混过关规避调查，其实是对纪律规定的内容理解不深。这样的很多行为都属于对抗组织调查。” 据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微信公号“人民日报政文”报道，有纪委负责纪律审查的同志表示，每名被组织调查的党员干部刚一接受调查，组织上首先给他准备的就是一本党章，让其对照党章，好好思考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到底有没有遵照党章去履行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纪律检查部门在调查这名干部时，还是将其作为一名党员来对待的，作为组织中的一分子，这名干部自然有义务按照组织的章程和规定，将自己的有关情况如实向组织作出报告，不得有所隐瞒。也正因如此，那些设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等干扰、妨碍组织调查行为，明显是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的行为，按照党的章程和纪律，必须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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