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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6月，适逢沈家本先生逝世103周年，而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法学著作《刺字集》面世也有130周年了（1886年刊行）。百年以来，因为种种复杂的时代原因，这位公认的“清末修律第一人”，一度被人遗忘，而他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法治“中国梦”，至今仍然是我们后人要继续追寻的。薪火相传，悠悠未绝。本版略尽绵力，以此专题致敬先贤。 我是沈家本先生的仰慕者 我最初接触沈家本先生的著作，还是读研究生时。 1961年，我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读研究生，导师是张晋藩先生，研究方向定于唐代法律。那时刊物上关于唐律的论文很少，看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戴克光先生（剑桥大学毕业，师从议会政治学说代表人拉斯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之一）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就去拜访他。可能因为当时过分强调阶级斗争（1949年前他曾在国民党政府官方机构任职），他人很低调，加上我去之前没先联系，他介绍的情况不多。只记得资料方面，他让我查阅《沈寄簃先生遗书》（沈家本别号寄簃）和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著作。 在张、戴两位老师的提示下，我开始阅读《沈寄簃先生遗书》中的《历代刑法考》等内容。这是我第一次“认识”沈老先生。 颠沛流离 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听说所图书资料室有沈家本先生的未刻书稿，觉得很珍贵。法学所当时的所长是张友渔先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主编，解放后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副所长是周新民（解放初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沈阳直辖市副市长）和韩幽桐（宁夏高级法院原院长），他们都曾留学日本，既是中共的老干部，也是法学界的老专家。当沈家本先生的孙女余谷似（本名沈仁同，曾任北京文史馆党委书记）代表沈氏后人将这批珍贵史料捐赠给法学所后，几位所领导非常重视。 “文革”爆发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被说成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地方，包括法学所在内的各研究所都遭到冲击。红卫兵“破四旧”，跑到不少地方抄家。法学所的图书资料是解放时董必武董老收集的，其中有不少中国古代法律缮本，还有北洋政府的史料。董老曾有言，不管将来机构如何变动，这批图书史料都不能分散，要集中保管。这使汇入书库中的沈老先生的未刻书稿，还有我到法学所后参加收集的革命根据地法律史料，受到全所重视，“文革”中免遭劫难。 1969年10月，林彪发出紧急战备动员的“一号令”，北京的一些老干部和中央机构被分遣到外地，法学所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这批珍贵材料和缮本图书也打包，开始说运到陕西华山，后运到了河南信阳鸡公山。1972年哲学社会学部整体回京后，又辗转运回。 1975年底到1976年初，湖北云梦秦代墓葬发现了一大批记载秦代法律的竹简。国家文物局组织整理时，急需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学者参加，军宣队和所总支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很想参加，但不敢贸然答应，因为“文革”期间已经被整怕了。后来去征求在文物局工作的一位同学的意见，他带我去见了胡绳武（历史学家，时为文物出版社负责人，2016年6月去世），知道这项工作是学术研究，才决定同意参加，同去的还有高恒（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参加整理秦简，识读、分类、断句、注释、翻译，不仅参阅了古代文献、字书，也参考了沈老先生的《历代刑法考》等古代律法著述，这是我又一次学习他的著作。 泽被后人 我们在国家文物局加紧工作，拟先出版秦简线装大字本送毛主席看。很遗憾，1977年线装大字本出版时，毛主席已去世了，他最终未看到这批珍贵的法律史料。 在参加整理秦简过程中，我与中华书局的骈宇骞相识，他后来与邓经元先生校点《历代刑法考》。初稿排出后，他请我再进行校对，使我有机会再次通读了沈老先生的著作。 我深知沈家本先生未刻书稿的宝贵，1988年和王家福一起出任法学所领导后，先是与杨一凡（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合作编辑《中国古代珍稀法律典籍集成》，收入了沈家本先生曾孙沈厚铎保存的部分未刻书稿，将其列入该书第三编清代部分的一册，于1994年出版。大约与此同时，我与韩延龙先生（现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商量，为了更妥善保管沈老先生未刻书稿和传播他的学术成就，拟将其全部未刻稿组织整理出版。 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资助，同时也得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李贵连、沈厚铎两位先生的支持。此未刻书稿先后于1996年和2006年出版，共四大册，算是完成了一件心事。在此之后，中国政法大学徐世红、沈厚铎和我们法学研究所徐立志等教授，将沈老先生原已出版的著作，与后出版的未刻书稿汇集在一起，出版了《沈家本全集》八大册，这是一项巨大的学术贡献。 以上就是我学习和参加保存整理沈家本先生著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因工作需要读了沈老先生的著述，了解他的经历，在不少问题上都颇受教益。但我对沈老先生及其著述没有专门深入研究，只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结合云梦秦简释读和先秦、秦汉法制研究，写了一些东西，出版有《战国秦汉法制管窥》（2006年，法律出版社）。1988年接任法学所领导工作后，主要研究法治和人权问题。 不过，我对沈家本先生及其著作一直印象深刻，非常仰慕。 未敢忘“本” 沈家本先生同治三年（1864年）入刑部任职，同治四年考中举人，光绪九年（1883年）中进士。先任职于刑部，继而任天津、保定知府，后任大理院正卿，法部右、左侍郎，资政院副总裁和修订法律大臣等清廷高级官职。在主持修订法律过程中，他吸纳人类文明进程中优秀的法律文化，提倡立宪，推行法治，主张身份平等，所制定的《大清新刑律》，规定废除肉刑，禁止酷刑，采纳刑罚法定主义。他主持草拟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条例和民法、商律等草案，也引进了当时一些国家的进步制度。尽管这些律例未能颁行，仍对我国近代法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他这样一个一直受经学教育，长期任职于专制朝廷的高级官员来说，能冲破固守封建礼教思想的传统势力的重重包围，在立法上引领时代潮流，做出重大的贡献，表现了他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感情。在此过程中，沈老先生还以其丰富的学识和刻苦精神，系统梳理了从先秦到清代大量的法律史料，留下了史学、法学和文学方面的大量著述，进一步充实了我国古代法律文化宝库。沈老先生既是我国近代法制改革的先行者和重要奠基人，也是一位著述丰硕的学术大师，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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