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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的《看得见的正义（第二版）》时隔13年后问世，显示了学术随笔的强大影响力和生命力。这本随笔集是围绕程序法的格言展开的。法律格言凝结着人类的法律智慧，也宣示着法治的常识和经验。无论是法律变迁还是司法改革，都离不开法治社会、法治文化、法治思维、法治话语的形成。这无疑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既是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完善的过程，又是法治思想、法治精神累积沉淀的过程。 陈瑞华在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书中少有那种动辄鼓吹制度改革的激情和煽动，而多了一点经过长时间积淀才有的沉静和从容。”这不仅意味着法学家心态的成熟，也指向一条告别躁动和喧哗的理性之路，从对英美法律传统的东施效颦中摆脱出来，形成自己的思想、话语和价值取向。读完这本再版的随笔集，我深深地感受到作者真切的法治热情之下一颗渐渐平静的心，同时也发现了平静后面的难以阻止的批判性。譬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实中所存在的制度实践尽管具有其各方面的成因——似乎从这一角度上看，‘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存在的’却未必是人道的、文明的、公正的和符合人性基本要求的，甚至可能是极其野蛮的、残酷的、专横的，或者至少是不科学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陈瑞华先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改革者。尽管他竭力说服自己法治无法速成，但是，他还是难以遏制超越现实的冲动。法律制度对现实的适应程度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司法改革既要正视当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审视和瞻望改革的可能性，并在实践中探索合适的改革路径。陈瑞华说：“对一些不正当的制度，实践不仅不能迁就和容忍，而且还应在明确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造。”这一说法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实践本身就是在一定法律制度背景下进行的，与制度相对抗必然牵涉到合法性问题。所谓的“迁就和容忍”往往也是改革契机的等待和改革动力的积累，不可一概否定。司法先天就具有保守性，这决定了司法改革不可能以颠覆的形式进行。 今天，程序正义的理念已经渗透到司法的各个方面，人们已不满足于从肤浅的表层来看见正义，不能够容忍程序的一丝瑕疵，以防给权力滥用留下可乘之机。正确的裁判结论只能通过正当程序产生。司法审判不是泄愤、报复，也不是大众的狂欢。否则，司法非但不能终结冲突，反而会引起更大层面的社会冲突。陈瑞华指出，司法裁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给出公正、正确的裁判结论，更在于在发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并都有着强烈胜诉欲望的当事人面前，明明白白地显示自己的公正性，使其对裁判的公正性不存一丝合理的怀疑。而对于其他社会公众，尤其是那些对案情不了解、对裁判者个人的道德品质不甚清楚的公众而言，司法裁判还必须让他们心服口服。由此看来，如何充分地展示公正，与公正本身同等重要。“任何人都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种“外观上的正义”不是一种装饰，它同样触及着公正的灵魂。 英国法学家丹宁勋爵说，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信赖不仅来自程序设计，而且也与健康平和的社会心态密不可分。一群焦虑或者利欲熏心的人是无法公道评价司法的。对他们而言，那些与自身利益、自我感觉相悖的司法结论都是大逆不道，而堪忧的司法廉洁状况又会使这种极端情绪获得蔓延的口实。正义的面孔是复杂的，也许只有那些心底明净的人才能够看得见。中国的刑事诉讼还存在着程序倒流、超期羁押等问题，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使公众和当事人在通往正义的道路上备受煎熬。如何避免让当事人在司法程序中感觉受到忽略和慢待是司法机关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陈瑞华认为，司法公开要从形式上的公开向裁判上的透明转变。司法判决要充分阐释裁判理由并向社会公开。他希望通过实现控辩平等，“创造一种国家尊重个人、个人信赖国家的气氛”。这种气氛实质上不仅是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任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将大量的社会冲突和争端纳入司法程序消化解决，拓展司法审查和权利救济的渠道，是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之道。 对司法程序的依赖性体现了法治文明。正当的法律程序不仅对国家权力形成限制，也有助于国家权力在各种质疑中保持一份从容。程序正义是国家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过程的正义，只有让公众充分地参与到司法过程中，才会真正创造全社会的法治生活。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谢谢阅读！欢迎转载 本期编辑：张记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