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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中国还没有树立起司法权威、程序正义等一整套司法理念。在这样的背景下，容易出现一些中国特有的司法逻辑。” 5月20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在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高端讲坛”演讲时提醒，要注意当前中国改革的复杂性。 “此轮司法改革措施更注重实效，尤其是涉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很复杂。虽然已经知晓司法规律，但是在特定环境下，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比如，司法责任制中的法官办案终身负责制，在国外，不可能有这个提法，法官只向法律负责，只要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由裁量，所有裁判就是正当的。” 张卫平进一步指出，在国外，高薪养廉是对司法职业的保障，没有任何问题，但在中国现有体制内，恐怕不行。 “我们提高法官薪酬的理由是，由于实行员额制，法官数量减少，责任提高，工作量大，所以要给予他们保障，而不是从高薪养廉角度来构建。” 在张卫平看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司法改革作为重点推进内容，有多方面考量。第一，整体环境发生改变，十八大新一届领导班子执政以来，对司法的看法与周永康时期有很大不同。第二，中国正在转型期，面临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把维稳作为头等大事的治理思路，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压制型维稳之路要反思，意识到应该走法治型道路。实行法治，不可回避的就是司法问题。第三，司法体制改革是被作为政治问题看待的，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试水、切入口、突破口，司法改革恰恰相对容易。 张卫平认为，对过去一系列案件的反思让中央坚信，把法律看成个人专权的手段非常危险，还是法治更靠谱。 “虽然以德治国也很重要，但最基本的是依法治国，没有法律作为保障，以德治国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有通过法治保障奠定基础，才能在此基础上利用道德微调。”张卫平说。 张卫平称，司法改革把法院和检察院统一起来，“还是有一点粗放，细化不够。”虽然从定义上看，检察院属于司法机关，应该放在一起，但实际上，法检改革是两回事，差异非常大。比如，检察机关运作讲究效率，虽然也强调独立性，其实更讲究行政化，与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不一样，检察官要反映是当事人的声音，一个中立，一个是当事人声音，怎么能放在一起？ 司法责任、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保障和省以下人财物统管等是此轮改革的重要内容，张卫平对此逐一分析。 第一，之所以存在大量的司法腐败，是因为责权没能落实，防止错案，就要明确法官责任，负责就是授权。张卫平认为“这一思路与八十年代包产到户是一样的。改革就是要统一责权利。” 第二，员额制的难点是什么？中国面临一些特有的障碍，比如人际关系，从情感上很难超越，所以地方也出现一些新花样。张卫平介绍，有的地方就在改革前增加编制，扩大基数，而后再按照员额标准划分，这样原来的法官基本就都可以进入员额。同时，也可能打“时间差”，第一个阶段很严格，到了第二阶段、第三次阶段，逐渐放松，所以地方在执行中往往第一次很严格，而后慢慢寻找机会。 张卫平说，实现现代法官和检察官制度，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直到这一批人慢慢老去，中国的很多制度都是以人的生命为界限的。 关于人员分类管理，司法改革按照一定比例界定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张卫平建议，可以借鉴大陆法系一些国家的做法，人员分为四类，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官和司法行政人员，书记官可以借助笔录制作主体的身份对法官形成制约。 第三，法官待遇比公务员高是不少国家的做法。张卫平指出，当前还不止高低问题，“主要是法官待遇和行政级别直接挂钩。”肖扬主政最高院时期，法官确定四级十二等，希望将法官待遇不再与公务员体系挂钩，最终没能实现，现在的改革是要和行政职级脱钩。 张卫平介绍了深圳的试点，法检待遇主要依托业绩和年限，而非公务员级别，有的法官待遇和院长、副院长差不多，如果工作年限长，还可能超过院长，这也是打破内部行政化和外部行政化的体现之一。 第四，在省以下人财物统管方面，也存在天花板。因为整个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法委主导，不可能让地方各级政法委完全不干预地方司法，问题是在什么层面领导？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而这又可能与省级以下人的统管发生一定冲突。 省级成立遴选惩戒委员会，有检察官、法官、学者、律师等参与，遴选委员会与政法委是什么关系，党管干部怎么实现，遴选的具体程序是什么，遴选公示如果有人反馈意见，由什么程序来决定，都待进一步观察。 张卫平评价，司法改革路径方向没有问题，正在以与司法规律相适应的方式推进，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等，剔除权力对司法的干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