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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深改组第十九次会议做出一项重要决定，2016年在北京、天津等13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适时推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省份将全部启动改革。 据《检察日报》报道，1月19日，天津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会议召开。该市司法改革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开启试点工作。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桐利主持会议，并对全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作出部署。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于世平就全市检察机关开展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2014年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标志着中国司法体制改革正式启动。随后，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贵州作为第一批省份开始试点。 2015年5月，第二批11个试点省份的改革正式启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确定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 中央司改办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司法体制改革，2014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2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33个司法改革文件，其中2015年审议通过的有22个。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出台了157个司法改革文件。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有序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 以上海为例，上海全市法院一审、二审后服判息诉率分别达到了92.1%、99%,试点检察院2015年全年无一起错案,青海试点法院结案数同比上升80%。 另据《检察日报》报道，改革的职业前景让更多优秀办案骨干回归办案一线岗位。统计显示,上海市法院改革后一线办案人员增加18.5%，吉林省检察院改革后一线办案力量比改革前增加23.6%。在深圳市福田区检察院，188项原属副检察长、科长的案件审批权限下放给主任检察官，减少了审批环节，突出了检察官的司法主体地位。 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落实法官、检察官“员额制”，使司法的队伍结构、职业素养得到明显优化和提升。 2015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称，法官员额制改革，目的是推动建立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人员配置模式。这项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四个“确保”：一是确保法官数量与案件数量相匹配，改变目前案多人少、忙闲不均的状况。二是确保审判辅助人员数量与法官数量相匹配，切实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三是确保优秀法官集中在审判一线，压缩“不办案的法官”数量。四是确保法官职业保障有效落实，使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享受较高的待遇。 以上海为例，司法改革中，上海将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管理人员三类，分别占总数33%、52%、15%的员额比例。 界面新闻12月11日曾报道，截至2015年8月，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投票选出了2302名法官入额，占总编制数的25.6%，其中助理审判员424人；至2015年9月，入额检察官1565名，占队伍编制总数的27.9%，其中，检察员1288名，占全部检察员的74.1%；助检员277名，占全部助检员的24.2%。 在严格执行“员额制”的同时，上海市的法官队伍也得以优化、职业化和专业化。入额法官平均年龄下降了3岁，硕士比例提高了4%，平均从事司法工作18.1年。以前是法官多，审判辅助人员少，呈现倒置，现在实现了正比1:1.5。法官助理的设置让法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审判中心业务，由此也促进法官办案数量的增加，同比上升了38%。 但由于适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基层法官离职现象引来热议，有声音认为法官员额制等改革举措“逼”走了法官。 1月22日，《新京报》一篇报道援引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的话称，2014年曾出现一次法官辞职潮，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后，社会各领域都对法律人才提出需求，法官流向企业、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律所等，流向面更宽广。但张泗汉认为，2014年的辞职潮不能认为是司法改革导致的，改革的结果恰恰是为了消灭法官离职的原因，而不是增加离职的因素。 近日，广州市中院院长刘年夫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改革期间，广州中院去年一年辞职的法官只占队伍总数的1%，是非常正常的流动。 据《新京报》报道，中央政法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称，目前与辞职潮正好相反。随着员额制等改革推进，此前一些优秀法官和检察官为升任领导职务，到办公室、研究室、案管办等岗位，现在这些法官、检察官都纷纷要求回到办案岗位，出现了回流潮。这种情况在北京、上海、广东、吉林、浙江等地十分普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