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吧，我是一名法学教师。秉持着要给学生半桶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的精神，我埋头于各种论文、项目、学术评奖，因为这桶水的多少，大抵还是要依据你头上的“帽子”来决定的，教授自然重过副教授，副教授自然要强过讲师。而这顶“帽子”的对价就是这诸多的论文、报告。 脑子里盘算着怎么才能尽早还完这些文债，鼠标已经挪动着登录了QQ。我和我的学生们有一个QQ群，我会不定期地上传一些课余辅助资料，比如书单、电影什么的，学生们更多的是提出问题，比如什么时候放假、大学生活该如何度过才有意义等，不过专业问题鲜有人问及。 做完这些，才轮到我的主业——授课。 上学期，我开了一门案例评析课。案例教学在中国法学教育界不是个新玩意儿，十几年前我还在上大学时就有冠名为“某某法实务”的案例课程。那时，但凡沾点实务边儿的课程都极受欢迎，而内容多是一些在外兼职做律师的老师讲述他们办理过的案子。不过，一门课上下来，大家记忆最为深刻的都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的那些逸闻趣事，真要是把案子交到我们手里，估计没人能操作的了。 后来，案例教学逐渐成熟，在任何一所高校法学院的图书馆里，你都能轻易地找到不少于10本的案例教程。而这两种案例教程的共同点就在于——“太简单了”。 你没听错，真的是太简单了。而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著者也好，讲授者也好，都试图依照知识点去编写或选择安排案例，这些案例本身，除了编写的和著者亲身代理过的，其他大都是从媒体报道的案例中选择的。老师们很少能从法院、检察院这样的权威渠道获取案件的有效信息，即使通过公开的判决书，也很难从只言片语中读出法官对条文的理解和对事实的认定。就算是一份份判决书唾手可得，任你取用，一个没有真刀真枪办过案子的法学教师能不能上好一门案例课呢?判决书背后所蕴含的种种法理逻辑，恐怕不是靠书斋里的冥思苦想就能够参透的吧。 和我差不多年龄选择法学院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看了香港、新加坡的电视剧，被里面叱咤风云、口若悬河、救人于危难的律师形象所吸引。很多同学的入学理想都是成为一名金牌律师，所以那时一个叫“准律师协会”的社团颇受同学们的追捧，想要加入更是要通过层层选拔。 吊诡的是，大四毕业时，大一那种对律师的极度向往已经荡然无存，大部分同学都选择去考公务员，进国企，到事业单位，全班四十几人仅有一人选择做律师。按照上述逻辑，依照时间推算，现在的学生选择法学院，说不定是受了美剧的影响呢。 较之十年前，现在的学生更多的感受到就业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大一新生中你就体会得到。学生们追着我问的问题往往与就业有关，不过奇怪的是，大家关注的清一色的是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研究生考试。与几个同学聊天，他们的就业意向出奇地统一，先考公务员，考不上就上研，如果研究生都没考上，那就死磕司考做律师吧。 我问学生:“为什么非得是公务员，做律师或者进私企做法务不也很好吗?” “老师，那些都不稳定。”一个女孩很认真地说。 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不知说什么好。一个不过20岁的孩子、法学院的大学生，怎会给出如此暮气沉沉的答案。 晚上回到家，我拨通了导师的电话，听完我的吐槽，她笑了，淡淡地说:“尽管我们无力改变现实，但我们可以交给学生对法律的信仰，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跟50后的法律人交谈，你总有机会茅塞顿开。我喜欢他们这一代法律人，他们是有着真诚法律信仰的一代。 我期待90后的法律人，会将这种信仰传承。很荣幸，我正成为这种传承的桥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