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司法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四中全会公报，在司法部分的三大亮点。
万众瞩目的四中全会终于落下了帷幕。火热出炉的全会通报，再次激起了舆论场的“厮杀”。细读五千余字的公报，党与法、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部分亮点频出。不过，就改革力度而言，司法部分可谓是满满都是“干货”，改革力度之大，堪属群冠。 法治的方式，改革的勇气，是这份公告给人最大的印象。司法这部分的改革，不仅渗透着改革的勇气，更浸渍着改革的智慧。而这一改革将奠定未来的司法体制，也将成为司法改革的新起点。 司法改革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无疑有三个：其一，地方党委和政府对司法的干预。其二，法院虽然是上级监督指导下级，但在实践中上级院领导批示办案，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下级院法检人员办案的情形非常普遍。由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变衍生出第三个问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即审判者不能独立裁判，裁判者不能负责。 四中全会的《决定》虽然还没有公布，但从公报来看，这三个核心问题，中央无疑都已考虑。全会公报中，司法这部分，正对应着这些问题。 首先来看被媒体用作标题最多的一句，“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一制度设计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各方点赞。因为，其针对的正是司法中的“行政化”现象，也就是上述的第一个问题。 事实上，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将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管理权收归到省里。但不管人财物了，地方党委和政府就不能插手司法审判的吗？当然不是，毕竟法院、检察院要对同级人大负责，而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往往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如此，地方党委、政府要干涉司法体制，仍不是不可能。四中全会要求建立“记录、通报和责任追求制度”，干预要负责，出错要追责。这样一来，领导干部“打招呼”就不是法外之地。有法可依，推动司法“去行政化”也就迈出了坚实一步。 再来看第二个亮点，“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这一制度设计，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有雏形，即“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四中全会提出最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和跨区域的司法审判，剑锋所指即是司法体制的“地方化”。利益纠葛，攻守同盟，一旦出事，往往官官相护；拔起萝卜带出泥，窝案、串案接连不断。巡回法庭的设立，一方面有利于跨区域审案，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最高法从具体案件的“汪洋大海”中解放出来，直接在片区予以解决，提高效率。区行政区划的审判，更是有利于去除地方利益集团对司法的干预，让司法之刃更加锋利。 对于第三个问题，四中全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司法审判在“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之后，谁来审判？当然是法官。有权必有责，让裁判权回归到法治的轨道后，必须建立权责一致的体制机制，让“谁裁判谁负责”“用权受监督”成为常态，这就是“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意义所在。 同时，司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真正要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首要的基础是审理者懂法，这就是在公报之所以在“守法”一段之后，强调法治专门队伍重要性的意图之所在。 司法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四中全会公报，在司法部分的三大亮点。 当然，在法治的春天来临之时，推动司法的独立性并非是“独立”的，这需要更多的法治改革相配套。按照往年，公报往往比《决定》谨慎，原则性多，具体设计少，相信此次也是如此。但至少，公报中亮点频出，等待途中，我们也不会失望。（文/林亦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