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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年是改革之年，伴随诸多经济领域改革启动的，还有司法改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被视为推动中国司法改革，实现独立司法的重要一步。但中国基层的法院、检察院和司法工作人员对这一改革举措如何看？现实何在？ 二是“财”的问题。按照《决定》规定，改革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保障部分经费。问题是，省级财政是否有足够财力来保障全省法院、检察院的经费需求，其财源从何而来，这是地方法官、检察官比较关心的问题。显然，如果不改变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由省级财政独立承担新增的法检经费需求，是不现实的。因此，改革后省以下地方财政可能仍须分担一定比例的法检经费，而这涉及财税体制改革和中央、省及地方复杂的利益博弈。另外，经费的分配也是问题。在同一省区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因此全省法院、检察院不可能适用统一的经费分配标准。但是何种差额标准是合理的，也是个复杂的问题。 三是管理模式的问题。法院、检察院实行省级垂直管理以后，在省级层面，如何对全省法院、检察院实行管理，是由省高级法院管理全省各级法院事务、省检察院管理全省各级检察院事务，还是设置统一的省级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构，尚不清楚。目前看来，实行第一种管理模式的可能性最大。若果如此，就法院系统而言，是否会加强省级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的行政控制，强化法院系统内部的行政化，从而影响下级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以行政化替代地方化，将完全有违司法改革的初衷。 四是是否会出现省级的司法地方化？地方法院、检察院实行省级统管以后，各省成为独立的司法单元，由此可能形成省内自控体系。各省法院、检察院可能奉行省级本位主义，对跨省民商事案件，做出维护本省区利益的裁判。还有地方法官、检察官表示，今后不排除省级党政部门出于本省维稳的需要而对法院、检察院施加压力。 因此，省级的司法地方化仍然值得我们警惕。 司法独立与公信力困局 尽管由《决定》推动的司法体制改革并非一步到位的改革，而是有所保留和折衷，而且新的司法体制还有很多细节问题有待我们去破解，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次改革的巨大意义，因为它毕竟在实现司法的独立性方面迈出了实质的一步。“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一个宪法原则，在中央文件中也屡被强调，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制度、机制作保障，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被架空的，而《决定》则是中央首次将确保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原则转变为制度化实践。 自从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以来，虽然从官方意识形态到社会舆论，法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法治实践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与人们的理想预期仍然相距甚远，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非法治的观念和现象仍大量存在：公共权力不受节制，滥权渎职；官员贪腐；市场经济领域乱象纷呈；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等等。这一切充分反映出中国的法治水平还很不高，而法治不彰的根源就在于还没有建立一个独立、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制。 司法既不能约束公共权力的贪腐和滥用，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也不能为社会矛盾纠纷提供有效的、具有公信力的解决机制，建构公正、有序的社会秩序。正因如此，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一个公正权威、运作高效的司法体系，就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司法要发挥化解矛盾、定分止争的功能，履行好推进法治、臻于善治的使命，就必须具有公信，公信是司法的生命。现实中很多普通的刑民案件，之所以被舆论放大为影响性个案，背后折射出民间对司法的不信任。因为不信任司法，人们在有了矛盾和诉求后，往往诉诸法外的解决措施（如信访、闹事等），从而严重妨碍了法治秩序的建立。 司法的公信来自公正，而公正来自独立，因此司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保障司法权行使的独立性。《决定》的实行为司法权的独立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相信对中国法治的发展也必将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当然司法改革并不能止于《决定》，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优良的、足以支撑法治运行的司法体系，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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