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一书。这本书由陈林林翻译。对读者来说，这个译本并不算十分新，因为早在2003年，该译本便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纳入“美国法律文库”而翻译出版。两个版本的主要差异之一，是商务版删去了前一版译者执笔的“后记”。 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的工具 鉴于庞德在法学界的重要地位及他与中国的特殊缘分，这篇书评中，我将先对庞德的学术世界做个简单介绍。 罗斯科·庞德在中外法学界都算大名鼎鼎，但在中文文献中，对其真正有价值的介绍并不多。 1870年10月27日，庞德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1903年时，他出任内布拉斯加大学法学院院长；在该任上，庞德出版法学处女作《虚假的解释》。1910年后，他转任哈佛，并于1916年成为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1921年，其学术代表作《普通法的精神》正式出版。 迄今为止，庞德一直是哈佛法学院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院长之一。从1916年开始近二十多年间，庞德对哈佛法学院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重建，吸纳了一大批顶尖的法学家在哈佛任教，对哈佛法学院“软件”与“硬件”的提升都居功至伟。另外，身为哈佛法学院院长，他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1936年，庞德才从哈佛法学院院长位置上卸任。 在二十世纪初，以美国最高法院1905年的判例“洛克纳诉纽约州案”为标志，司法领域掀起了契约自由的狂潮，庞德则是这一狂潮旗帜性的反对者之一。他们的反对运动，被称为“社会法运动”，庞德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该运动的领军人物。庞德主张对法律进行更务实也更符合公众利益的解释，反对当时美国法律界盛行的法律形式主义论，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的工具。 1923年，庞德应邀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以“法律与道德”为题做系列讲座。《法律与道德》一书，便是这系列讲座内容的汇集，英文版于1923年首版。 整体来说，庞德是社会法运动的先驱。他曾被《法律研究学刊》列为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法学家之一。1964年6月30日，庞德以94岁高龄驾鹤西去。 庞德与中国：最后的顾问 较之其他美国法学家，庞德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1945年10月28日，曾留学哈佛法学院的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致信庞德，代表司法行政部，正式邀请庞德担任顾问。 之所以邀请庞德担任顾问，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的国际学术知名度，在当时中外法学界，都属于顶级高手。其次是因为他已经从哈佛法学院院长任上退下，时间上是可能的。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曾在哈佛法学院留学的诸多中国籍学子，此时都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中坚力量。他们作为庞德的学生，对庞德的理论有相对比较深入的了解，也不约而同地认为他的观点对于改良中国的法制大有裨益。 1946年2月，庞德正式被聘为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顾问。据说他的中文名“庞德”，便是杨兆龙所起，取“崇高的美德”或“伟大的人格”之意。仔细算来，他应该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后一位由官方正式礼聘的外籍法律顾问。 庞德于1946年6月28日抵达中国。接下来的七八月份，庞德在杨兆龙的协助下，初步研究了中国民、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庞德对中国当时施行大陆法系及法典化的思路评价极高，期望中国能够自信地在最短时间内，创造出合乎国情的法律制度。庞德还提议中国方面聚集专家，合力完成一套专门解释中国法律的巨著。 此后，庞德多次来到中国。1948年5月，为彻底改善法制，司法行政部专门设立法制研究委员会，从事法律调查、改革方案研究、重要法学著作编纂等工作，该委员会下分别由“法学著作编纂委员会”及“司法调查团”，由庞德、杨兆龙等主持其工作。1948年6月到8月间，庞德一行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司法机关、监狱等地展开调查。到了年底，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庞德接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通知而离境，前往武汉、北平等地调研的计划自然取消。 尽管由于时局变幻，他的建议并未得到执行，但若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的贡献仍须铭记。至少从官方层面是这样——庞德92岁生日时，台湾地区的“国民政府”曾专门派代表到哈佛法学院致贺。他逝世后，“国民政府”又派出专员，参加了悼念活动。 庖丁解牛式分析“法律与道德” 用译者陈林林在中国政法大学版《法律与道德》“后记”中的话来说，“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困扰法学的一个哥德巴赫式猜想”。该译者更借用庞德书中转引德国法学家耶林所说这是法学“好望角”的比喻，指出“那里危崖林立，狂风肆虐，巨浪滔天，曾经吞噬了近代欧洲众多航海家们的船只和梦想，而法学家若想解决法律与道德之关系问题的话，实不亚于尝试以一夜扁舟横渡这个风暴角。” 如前所述，这本《法律与道德》，是庞德1923年所做同主题系列讲座的内容汇集。在这个系列讲座中，庞德试图从历史、分析及哲学三个角度，对过去几个世纪中“法律与道德”这一主题做出庖丁解牛般的分析。 第一讲是从历史视角谈起。庞德对这一主题的探讨，从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哲学家们的关于正当（right）与公正（just）的学理开始，然后提及罗马法学家对古希腊学理的进一步细分：“源于自然的法”和“源于习惯或制定的法”。由此开始，以亚里士多德和查士丁尼为代表，自然法观念占据主流位置，依据自然正当或公正来判断法律，根据道德识别法律，成为主流的分析和解释工具。而后来在宗教改革中，格劳秀斯力主区分法学和神学，将自然法建立在永恒理性和上帝意志之上。 到了18、19世纪，康德的理论受到推崇，实在法与自然法产生对立，法律与道德之间也不再是和谐共处，反而剑拔弩张。由此发展路径，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法自然学派及与之对应的分析法学家、历史法学家和哲理法学家等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随后又在更新的理论体系中败下阵来；法律也由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法律与神意混杂阶段、严格法阶段及道德化阶段，最终演变成控制社会的主流工具。 第二讲则从分析的角度谈法律与道德。庞德提出，分析法学家将法律与道德截然分开，而将关注视角只局限在法律领域；如果在实践中发生接触，则想当然地认为在一个理论非常精密的体系中，可以清楚界定司法功能和立法功能。庞德指出，这种区分在实践中完全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道德在司法立法、法律解释、法律适用及自由裁量时，会分别发生种种联系。 第三讲从哲学的角度谈论法律与道德关系。庞德在这里引用耶林的说法，说这个问题是法律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在这一讲里，庞德着重对法哲学的进化做了阐释。庞德认为法哲学试图发现法律与法律背后规则、制度及原则之间的理想维度和不朽观念，从而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法律体系，并通过这个体系来检验和维持从古罗马流传至今的法律素材。庞德进而结合不同法哲学家的学理，对法律与伦理学的分分合合做了综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