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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8日，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在接受媒体采访。这一次两会的重要议题是刑诉法修订。（CFP/图） 他是第一个没有体制内身份的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也是第一个专职会长，但卸任后，专职会长制度未再延续。 “他卸任时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2016年6月1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原会长于宁病逝。 6月7日的告别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等送了花圈。司法部前部长张福森、最高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冯巍等官员前往送别。 除了官方肯定，一些律师也通过微博、微信朋友圈发文表达悼念和感谢。湖南律师杨金柱特意坐飞机过来，鞠了九个躬。 “他搭建起了一些沟通的平台，遇到事情时，律协有机会跟有关部门说得上话。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也一直利用这个平台去表达律师界的诉求。”一位与于宁熟识的司法部官员说。 作为律师，于宁并没有办过多少全国知名的大案，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在担任全国律协会长时的工作。即便很多工作，一般人并不知情。 “和邹碧华一样，于宁也有一种北大人强烈的家国情怀。他是一个行业领袖，更关注制度层面的建设和变革。”于宁的同事、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说。 “官员型律师”1954年出生的于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进入中纪委工作，曾任处长职务。1994年辞官进入律师行业，创办北京时代律师事务所。1995年起担任全国律协副会长。 2005年，于宁当选全国律协第六届会长，恰逢司法部试点专职会长，他就从律所离开，每天到律协上班。此后连任第七届会长。2011年底卸任后，加盟国浩律师事务所，任集团主席。 和一些专家型的官员被称为学者型官员类似，曾经做到处级干部的于宁被一些人称为官员型律师。 “于宁为人很谦和，当过兵，在北大时当过学生会副主席，又在机关工作过，很擅长跟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北京律师王才亮说。 他还记得十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王才亮还是江西景德镇一个公办律所的主任，行政级别上是正科级。于宁从中纪委出来时是正处级，从体制内的角度讲比他高两级，做律师又在北京，交流时却没有什么优越感。 “很多北京上海的律师，都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些在小地方上做的，但于宁没有，他很注意考虑别人的感受，还鼓励我到北京发展。”王才亮说。 一位曾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律师从2003年起一直在提卖淫嫖娼非罪化的议案，争议很大，于宁专门打电话鼓励，“他跟我说这个议案很重要，而且有一点年纪、相对稳重的女代表来提也更合适，他会支持我。” 另一位浙江律师也对于宁的分寸感印象深刻，2009年李庄案之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于宁准备了一份关于要求最高法院对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进行限制解释的提案，想在2010年两会期间提交。后来放弃，准备会后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于宁认为，本次会议上该问题已经成了新闻媒介追问的一个焦点，过于敏感，提出可能引起副作用，另行会外提交效果可能更好。 2010年起，于宁连续两届被最高法院聘为特邀咨询员，甚至多次列席审委会会议，为司法改革建言献策。 “他是6月1日晚上心脏病去世的，前一天还在最高法院开会，讨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于宁在国浩所的同事李淳说。 于宁的擅长沟通还体现在外事层面。他担任会长期间，全国律协和美国律师协会签署了中美两国律师协会的谅解备忘录。 也是这段时间，全国律协和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设立了“民间对日索赔法律援助专项基金”，资助有中国律师参与并经评估后支持的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活动。 在新加坡瑞德律师事务所中国仲裁业务总监葛黄斌看来，如今新加坡与中国律师的良好互动，也受益于于宁任职期间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国律师担任新加坡案件代理人、仲裁员，新加坡仲裁界人士也在中国涉外案件中担任仲裁员、仲裁代理人，‘中国-新加坡仲裁服务共同体’已经渐成势态。” 遗体告别那天，香港律师会、香港大律师公会，台湾“全联会”都送了花圈。美国律师协会、巴黎律师协会的前主席，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澳门廉政专员张永春也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 专职会长从2005年到2011年，于宁干了两届会长，是司法部改革律协工作机制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前面的五届会长，都有行政身份，退休后有相关的干部待遇，他是第一个没有体制内身份的律协会长，而且是专职，从律所退出，当会长时不接案子，只兼任一些公司的独立董事。 据于宁回忆，当时司法部推进这个制度，是为了顺应国家体制改革的方向，逐步地让行业协会履行自我管理职能，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宏观调控。 他还记得当时的司法部长张福森跟他说，现在先只是会长，将来条件成熟了，秘书长都可以由律师来做——当前的制度框架下，秘书长由司法部派、全国律协常务理事会聘任，对司法部党组和常务理事会双重负责。 “秘书长的工作其实很难做，如果把握不好，很容易就忽略了律师的权益，只从部里的角度考虑。于宁和秘书长的理念比较一致，配合起来有默契。”一位与于宁熟识的司法部官员说。 专职会长能够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律协的工作中，也有助于避嫌——律师是个江湖，相互间难免存在些矛盾和竞争，如果会长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律所，至少形式上会更加中立。 令于宁感到遗憾的是，在他之后，专职会长的试点就结束了。下一任会长虽然仍由没有体制内身份的律师来担任，却不再是专职。 至少在于宁自己看来，6年半专职会长的实践是比较成功的。在司法部的指导下，努力把行业自律工作搞好，一方面自我发展、自我规范，一方面反映会员的诉求，搞好会员事务，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出台了一系列业务操作指引和指导意见，例如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法律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为“三农”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