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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代“发冢者诛”，盗墓是屡禁不绝的社会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要想富，挖古墓，一夜就成万元户”的“示范”效应下，中国大陆出现盗墓潮，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湖南、湖北、浙江等历史文化遗存丰厚地区是重灾区。为遏制文物犯罪，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中增设“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名，执法部门多次组织大规模的严打活动，整顿、规范旧货市场。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和组织，迄今，与美国等19个国家签署了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双边协定。国家文物局2005年启动了海外流失文物调查工作。 非法出土文物的终端是收藏者和收藏机构。当代专业化的“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将盗、运、销“集团化”“国际化”，根据“订单”偷盗古文化遗址和博物馆。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海关查获走私文物4.8万件；1995年至2003年间，海关查获走私文物4.7万余件。同期的全国集装箱运量从15.93万标准集装箱增至4867万标准集装箱，而海关的集装箱查验率仅3%！按查一漏十的概率推算，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这过程中，中国文化遗产遭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许多历史细节消失、历史之谜无解。媒体关注较多的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春秋秦国文物、福建省大田县章公祖师肉身像均是这一时期流失海外的。 收藏讲究流传有序，著录清晰，但收藏者对非法文物交易的容忍度较高——为此上当受骗者也不计其数。这是因为，收藏是满足精神追求的高度自我行为，圈子相对封闭，购买非法文物被查缉的可能性低，可秘藏以待时间洗白；即使被查，也是退还罚款，而少有追责。另外，在赝品泛滥的时下，拥有出土文物颇值得在同好中炫耀。于是，“鬼市”中的人们，游走于法律边缘，彼此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 收藏者都愿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者自视，这种“获得感”是他人无法体验的。但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若对非法文物交易宽容，只能事与愿违，加速历史文化遗存走向毁灭。 评判收藏家成功与否，往往以藏品价值衡量。在现代社会，收藏家当与时俱进，不仅要对非法文物交易说“不”，还应对濒危动植物制品说“不”，恪守法律和道德底线，不能为一己之欲而毁坏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这方面，前有孙瀛洲、张伯驹，近有美国收藏家范季融、法国收藏家弗朗索瓦·皮诺和克里斯蒂安·戴迪安，得失之间，他们的“获得感”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尊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