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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深化司改提高群众获得感
建议建立毒品案件判决快速通报机制和毒品案件抗诉监督督促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李庆雄
对于金融机构的债权债务案件，通过诉讼保全给债务人施加压力。 ——全国人大代表、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东
建议将民营企业职务犯罪行为纳入国家预防腐败和惩治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
加大对山区、欠发达地区法官的职业保障力度，让落后地区的法院能留得住人。 ——全国人大代表、韶关乳源东阳光实业公司总经理张红伟
建议尽快推动修改完善与司法体制改革内容不相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 ——全国人大代表、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徐金鹏 13日，广东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两高”报告。代表们认为，过去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职权，深化司法改革，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针对下一步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如何加强服务经济发展的审判指导、如何提升基层治理法治水平、如何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亲和力等话题，代表们认真审议，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谈司法改革加快审判方式改革步伐 2015年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包括广东在内的七个第一批试点省份法院有序开展试点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郑鄂说，去年广东法院受理案件147万件，结案122万件，同比均有大幅增长。他建议，最高法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中加强顶层设计，改进和完善审判方式方法，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加快审判方式改革步伐，继续探索和推进速裁机制、案件分流机制，改进裁判文书样式和格式，支持各级法院加强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完善集约化、高效率的诉讼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徐金鹏说，广东是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一年多来，员额制、司法责任制、人财物省直管、职业保障等改革都在有序推进。特别是实行“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新型办案团队，办案质量和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如广东试点法院的一审服判息诉率就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徐金鹏认为，在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法官薪酬体系等影响司法权力统一行使的重大问题上，虽然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不宜差别过大。建议中央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统一改革标准，确保各试点地方的改革符合中央要求。他还建议尽快推动修改完善与司法体制改革内容不相适应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司法改革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副局长梁志毅持赞同意见。他建议，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巩固改革成果，应当尽快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法官法、检察官法，把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地区好的经验和做法及时列入修改内容。“比如，广东在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方面遵循以案定员、向基层倾斜、分级分类核定、动态管理，在薪酬制度方面实行‘保高托低、只增不减’，统筹兼顾地区差别，不搞‘一刀切’，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 谈基层法治畅通社会矛盾分流疏导 全国人大代表、韶关乳源东阳光实业公司总经理张红伟关注到“法官断崖”现象比较突出。他在韶关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2015年底，两级法院法官平均年龄46岁，其中50岁以上151人，占35%；55岁以上62人，占14%。南雄法院干警的平均年龄达到52岁，全院没有40岁以下的干警。“法官队伍年龄分布大致呈‘漏斗形’，结构比较老化，在职法官年龄结构不合理，老中青比例严重失调。” “基层法院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审判工作达二十多年的老审判员仍然是科员级，年轻法官要想落实职级待遇，那就更难了。”张红伟建议，尽快启动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探索，拓宽基层法官的职业上升空间，加大对山区、欠发达地区法官的职业保障力度，让落后地区的法院能留得住人。 郑鄂建议推广“眉山经验”，由政府、人大、政协、社会组织、律师、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多方联手，支持和帮助法院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要与信访工作改革有机结合，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将一部分没必要进入诉讼程序的矛盾及时化解。”他建议，要完善规范指引，做好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机制的对接，畅通社会矛盾的分流疏导，引导不同案情采取不同的调解方式，设立统一的协调、指导、监督平台。 谈执行难通过诉讼保全给债务人施压 全国人大代表、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学东认为，去年两院的改革力度前所未有，成绩有目共睹。近几年来，全国法院经济执行案件数量猛增，在执行环节上，由于债务人财产线索查找困难，造成执行难。他建议，对于金融机构的债权债务案件，在诉讼保全阶段可以利用最高院的查控专线，前移查询，提前摸清债务人的财产，通过诉讼保全给债务人施加压力，有利于提升审判效率，并有可能促使金融机构与债务人达成和解，保障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唯美陶瓷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建平关注的是民营企业内部防治腐败工作。他说，近年来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职务犯罪、商业贿赂、侵犯知识产权等刑事案件逐年上升。而在定罪量刑方面，“公私”差别较大。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职务犯罪成本更低。“比如，一些性质相同的行为，如果危害对象为国有公司、企业等单位，刑法则予以定罪；而如果危害对象为非公经济组织，则不属于刑法打击范围。”黄建平建议，将民营企业职务犯罪行为纳入国家预防腐败和惩治体系，帮助民企建立健全党组织、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并制定完善相关制度流程；实行“同罪同罚”，适当扩大个别犯罪条款的主体范围。 谈禁毒执法可建毒品案件抗诉监督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