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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立新走进新华网江苏频道访谈间，接受专访。（视频） 新华网南京6月21日电（虞启忠 王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我国司法改革重要方向，有利于破解“案多人少”、司法行政化等难题。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首批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基层法院，江阴市人民法院不断优化审判权运行机制，下大力气改革、构建新型审判团队，院、庭长亲自参与重大疑难案件审理，力求审判去行政化，有效提升了办案效率和质量，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在全国司法改革中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6月17日，江阴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立新走进新华网江苏频道访谈间，为大家全面解读江阴法院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方面的创新与实践，受到了广大网友的热切关注和好评。以下是访谈实录，供广大网友分享。 [主持人]：各位网友，上午好！欢迎关注新华网江苏频道“法治创新”在江苏系列访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线图，揭开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我国司法改革重要方向，有利于破解“案多人少”、司法行政化等难题。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首批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江阴法院不断优化审判权运行机制，破解了司法审判中的难题，有效提升了办案效率和质量，切实维护法律尊严，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江阴市人民法院院长王立新，走进新华网访谈间，为大家全面解读江阴法院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方面的创新与实践。
欢迎您！王院长！ [王立新]：主持人好！新华网的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王院长，能否请您先描述一下，江阴人民法院在审判机制创新前后，江阴法院以及法官精神面貌发生的变化？ [王立新]：改革前是一审一书的模式，法官除了开庭写判决书以外，还要做很多事务性工作，保全、送达、调解等等，这些事务性工作大大挤占了法官的时间和精力，使得法官不能专司裁判。同时，法官对于很大一部分案件不能当庭宣判，因为裁判文书需要庭长、院长的签署，使得审判效率不高。江阴法院于2012年9月起，率先在人民法庭开展审判团队改革，以一审一助一书取代原先的一审一书，将事务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完成，减少法官的事务性工作，使得法官可以集中精力处理案件。2013年10月，江阴法院被最高院确定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我们改革了审判权运行机制，规范裁判文书签署流程，制定院庭长“权力清单”，真正还审判权于法官。经过这样的改革，法官的工作效率提高了，2015年全院共受理各类案件31807件，审执结25410件，与改革前的2012年相比分别增长105.31%和69.37%。共有2个审判团队结案超1000件，4个审判团队结案超800件。一审服判息诉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发改率保持在0.5%以下。同时，法官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有干劲、有冲劲。 [主持人]：任何一个改革创新的提出，都源于实践和实践中的思考。我们有注意到，您从事审判工作已经 28 年，您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经历？ [王立新]：我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无锡锡山法院，先后当过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庭长、副院长到院长。在前洲法庭的时候，我一年办了200多件案件，这在当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但是在办案过程中，我就在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效率，更好地做到公平公正。2012年我调任江阴市人民法院院长，经过走访调研，决定把审判组合作为基本单元，给法官配备法官助理。改革是从2012年的9月份从法庭启动的，2013年年初向全院推广。经过一年的实践，审判团队取得了显著效果。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江阴法院被确定为改革试点法院，更加坚定了我改革的决心。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的制度完备，我对改革充满信心。 [主持人]：作为一名在审判一线和审判行政管理岗位上工作多年的资深法官，江阴法院在改革前存在哪些问题？江阴法院审判机制试点的初步动因是什么？ [王立新]：改革前，江阴法院作为地处长三角地区的基层法院，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影响，法院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和压力：一是案多人少矛盾难以彻底解决。“司法领域诉讼案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与经济形势错综复杂、运行面临压力相对应，诉讼案件也是数量起落不定、处理难度加大。当时，江阴法院在编干警219名，有审判职称的人员121人，占55.2%；一线办案法官人数更少，且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压力之中。传统“一审一书”模式下，应对案件增多的手段主要是增加工作量或增配人员，两种手段都存在“边际效应”问题，加班加点成为常态并不利于法官身心健康，通过招录公务员培养成合格法官需要一定周期，而且法官数量过多也悖离了司法改革“法官精英化”的方向。二是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法院内部审判业务运作的行政化。法院内部按照工作性质不同分为业务部门、综合部门等，各审判业务庭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确定了各自的庭长、副庭长等行政领导，法官对案件做出判决前要将具体意见上报给其行政业务领导，判决书要经过庭长甚至院长的签发，这种对案件的层层审批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违背了司法规律，案件公正审理难以保证，同时也为“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埋下隐患。法官人事管理的行政化，法官的升迁一种是行政级别的提升，一种是业务职称的提升，审判管理权与政务管理权混同。这种体制下，衡量法官职业成就的重要标志是担任行政领导职务，许多经验丰富的优秀法官担任领导职务后，由于行政性事务繁忙，难以抽身审理案件，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三是法官司法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长期以来实行的“一审一书”审判模式，法官要花费大量精力用于处理琐碎的事务性工作，难以全身心投入到案件裁判中，用于充电学习、总结提升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势必造成业务能力尤其处理新类型案件的能力滞后；2002年实行司法考试之前，法官任职门槛较低，许多法官并未受过正规、系统的司法职业训练，他们能胜任一般民事纠纷的化解，但难以处理专业性较强、法律关系复杂的新类型案件，法官的司法能力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培养专家型法官的目标难以实现。四是法官培养模式不尽科学合理。传统“一审一书”模式应对案件增长，必须“拔苗助长式”地培养一批“速成法官”，新招录公务员经过2年书记员工作和1年预备法官培训考试合格就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独立办案，其社会阅历、审判经验、庭审驾驭与纠纷化解能力依然欠缺，对照职业法官的培养历程，显然难以完成职业法官“塑型”功能，不利于青年法官成长。此外，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下，随着案件数量的不断增长和行政性事务的增多，庭长、院长更多的是签发法律文书和从事管理性工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官独立裁判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影响了职业法官的培养。五是法官普遍缺乏职业尊荣感。较高的社会认同度、良好的职业保障是法官职业尊荣感的基础。基层法院法官占全国法官近80%、审理和执行了近90%的案件，工作量从上而下呈金字塔型。虽然《法官法》颁布已近20年，但法官待遇仍然与行政职务和级别挂钩，而享受职级待遇的法官受到一定比例限制，如基层法院普通法官工作满20年才可能享受副科级待遇，而法官比一般的公务员工作量大很多，享受的待遇与其付出明显不成正比；虽然上级法院从下级法院遴选法官机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配套措施不完善，对基层法官吸引力并不大，法官职业晋升空间有限；当事人“信访不信法”、新闻媒体对案件的片面报道使得司法公信力下降。法官尊荣感缺失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近年来出现的人才流失现象有愈发严重之势。法官要得到社会普遍认同、能吸引优秀人才，必须培养精英化的职业法官，这样提高法官待遇也才有基础。而在基层法院，法官人数大幅减少，沿用“一审一书”传统模式也就失去了基础。 经过调查研究，我逐步认识到，要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必须从去除内部行政化管理、培养真正的职业法官做起，从改革传统的“一审一书”审判组合模式入手成为首要选择。 [主持人]：审判团队的做法现在已经得到了认可和推广，请王院长介绍一下那么是如何来构建审判团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