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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记者 罗洁琪）一个乡下老农将田间地头、茶馆酒肆里听到的各种“贪官”传闻，写成材料寄给相关部门，要求查处，因此涉嫌“诬告陷害罪”而被追诉。吴桐（化名）仍然记得，多年前她办过的一个案子。 吴桐是某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司法改革，强调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她向财新记者回忆了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件旧案。 “作为公诉人，我认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可是，领导不同意。后来，我就提出更换公诉人，退出此案。抗争没结果，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提起了公诉，去法庭指证他犯罪”。 在看守所提审的时候，那位老农问，“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来啊？家里还有孙子要我带呢！”后来，他还是被判了有期徒刑。吴桐说，“这句话，让我至今忘不了”。 在吴桐的办案经历中，这是司法地方化的极端案例之一。长期以来，检察院的人财物依赖地方财政，与地方党政机关存在利益纠葛。所以，地方权势人物插手案件，已是自然而然的习惯。她说，检察官个人的抵抗简直是螳臂挡车，哪怕辞职抗争，也无法改变某些案子的既定命运。 针对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的体制弊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了未来的司法改革方向，“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吴桐认为，这个改革部署对于解决“地方化”的问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地方化”的根本原因，还是司法部门的“行政化”。所谓的“行政化”分为外部的行政化和内部的行政化。 外部行政化是指，在国家的权力格局中，一府两院的地位并不平等。甚至，“两院”被看成是政府的“部门”，检察院没有独立的地位。这种权力格局让检察院不能真正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吴桐说，“现实中的检察院的就像带着高帽子的侏儒”。 内部行政化是指检察院内部行政官僚式的体制，检察官必须要获得“某某长”的行政头衔，才能改善工资、福利和各种待遇。但是，这些行政级别与其个人专业水平并不等同。 吴桐说，如果你不服“长官”的“指手画脚”，那你就要努力成为别人头上的“长官”。在这样的氛围下，很多优秀的法律人被行政的指挥棒所奴役，顺着“官本位”体系往上挣扎，“我渴望独立和平静，秉持良知和法律办案子，不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 行政化的官僚体系，容易让检察官失去尊严，甚至违心办案，成为行政体系里面的一颗螺丝钉。这种行政管理的指挥棒造就了检察院里的官僚文化，导致检察官在内部不能独立地表达。 除此之外，检察院办案也是按照传统的行政审批程序，必须听领导的批示。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疑难复杂案件”。但是，在实际运行中，有些检委会并非业务精湛的工作部门，而是行政色彩浓厚，解决干部行政级别待遇的机构。 在检察院内部，大量的官员没学过法律，也没办过案，在行政级别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成了检委会的委员。吴桐说，在她的办案经历中，最怕检察委员会的某些委员提出匪夷所思的问题。 她认为，“行政化”是比“地方化”更难解决的痼疾，行政官僚制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司法体系的每个细胞。在既有的检察院模式中，存在大批的行政官僚。如果检察院高度职业化了，那么多行政领导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检察官”，这个称谓本身就应该包含荣誉和应有的待遇。吴桐说，她希望通过司法改革，检察官可以从职业本身获得社会价值和荣耀，并且改善生活，不必在专业领域之外谋取资源。 吴桐说，多年来，很多司法改革措施都以利益之争告终。司法机关要去“行政化”和“地方化”，关键是顶层设计要走宪政路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