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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上午9时，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敲响“第一槌”，审理“赛维公司”与“玉柴集团”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审理中，副庭长周帆担任主审法官，庭长不再审批该案。 “设立巡回法庭是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打造了全新的法庭模式，将主审法官负责制、法官员额制等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第一巡回法庭庭长刘贵祥说。 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成立知识产权法院；全国设立多个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检察院……司法体制改革正爬坡过坎向前行。如何攻坚克难深入推进司法改革？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让审判权回归本位 “我们制定了《湖北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实施细则》等30余项具体配套方案，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代表说，这些改革突出了法官主体地位，让审判权回归本位，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彦凯介绍，为使群众享受到更加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宁夏高院为所有基层法庭统一配备集巡回审判、法律宣传、执法保障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便民服务流动法庭”工作车，实现了全区基层法庭“数字化”工作平台全覆盖。 “失去制约监督，权力就容易产生腐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缪蒂生代表说，辽宁法院从内部监督方面统一司法标准，出台文件规范法官业外活动；外部监督方面，加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的常态化监督。2014年，辽宁法院系统内部廉政风暴，在配合有关部门查处38名违法违纪人员的同时，还自行查处24人。 最大困难是思想观念问题 “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但是法院在审判权配置、基层基础薄弱等方面仍有诸多问题。全省法院案件数量持续上升，预计今年将突破70万件，但人员和编制并未增加，同时出现人才流失现象。” 缪蒂生说。 改革，需要对现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难免触及利益，而“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做好人的思想工作，形成改革共识，十分关键。“改革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干警的思想观念问题。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开展之初，全省法院队伍思想状况比较复杂。大家普遍支持改革、拥护改革、期盼改革，同时也因为身份经历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对改革怀有不同程度的观望和疑虑心态。”李静说。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海萍代表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尽管人民陪审员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人民陪审员制度仍面临一些问题。“一是选任条件与基层实际不尽相同，以四川为例，截至2014年底，来自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人民陪审员占46.2%，普通居民、农民等基层群众仅占14.9%，影响了代表的广泛性。二是随机抽取未全面落实，一些人民陪审员因经常被要求参审，变成‘驻庭陪审员’。” 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代表建议，建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公诉引导侦查制度、证据全面移送制度，完善控辩平等保障制度和强化庭审实质功能的工作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去年，率先禁止强制刑事被告人穿马甲、剃光头参加庭审，为被告人‘去标签化’，在司法人权保障方面又迈出重要一步。”张立勇说。 “现在我们正通过改革，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管理外部化，移至司法行政机关去选任和管理，与检察院办案人员隔离关系，对监督员履职的评价、服务、考核，都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做，真正发挥它作为外部制约机制的重要作用。”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李仁真委员介绍。 针对人民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王海萍建议，放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完善落实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原则的配套支撑机制，进一步明确有关机关单位应当支持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并为其履职提供便利条件，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它福利待遇；完善人民陪审员增补和退出机制，建立健全专家陪审员制度，完善与人民陪审员履职相适应的责任机制。 图①：深圳，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首次庭审。 图②：沈阳，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法官宣誓。 图③：河南省温县，庭审现场进行微博直播。 图④：上海，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揭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