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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聊城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孙兰雨被“双开”消息，其中提到，孙兰雨“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涉案财产，对抗组织审查”。据记者初步统计，这已是该网站通报的第11起涉及对抗、干扰或妨碍组织审查（调查）的案例。 正风反腐高压态势之下，这些顽固分子是如何对抗组织审查的？纪律审查人员又是如何攻坚克难，将其各个击破的？ “对抗”常打“组合拳” 记者梳理发现，11起通报案例中，对抗组织审查的“方式方法”主要有编造谎言、订立攻守同盟和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销毁伪造证据材料等。这些“方式方法”往往以“组合拳”的形式出现。 例如，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与其妻及部分行贿人串供，转移、藏匿赃款赃物；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原党组成员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甘肃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原书记、副主席吴继德，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转移违纪违法所得。 更有甚者，采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方式对抗组织审查。例如，天津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巡视员、办公室主任石力，“订立攻守同盟，销毁书证物证，伪造拒贿材料，严重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特别是，利用分管纪检监察工作职权，采取非法手段对被其所‘疑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唆使涉案人到纪检机关缠访、闹访”。 “腐败分子的反调查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对抗组织调查越来越频繁。”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有的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浙江省杭州市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毛建标举例说，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新，在群众因经济适用房项目集体上访、市政府开会协调后，由于担心自己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要求为其充当“白手套”的董某从书报亭购买多张不记名手机卡，自己也随身携带多部手机，两人要联系的话，先拨响对方手机，但不接听，然后换成“不记名”的手机进行通话。两人碰面地点都选在隐蔽之处，通过秘密会见积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纠“四风”也时常遇到 记者发现，不仅查办腐败案件容易碰到不同形式的“对抗组织审查”，作为纪律审查工作的一个重点，查处“四风”问题同样时常遇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