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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网 虽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正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草案全文尚未公布，但对这回的第二次大修已引起法律界、学术界及国人的普遍关注，它将涉及的框架和基本内容成为当下热议的话题。像“大义灭亲”观的颠覆几成共识，而律师辩护权的“前移”则是说法甚殊：据参与该法修改的南师大法学院副院长、江苏省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李建明教授称：“此次修订明确保障律师的各项基本权利，其中包括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辩护人身份介入，而不是在移送起诉阶段才能接手”（《扬子晚报》8月23日）；而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郎胜的说法，“（律师）辩护权提前至侦查阶段”这一结论恐怕很难成立。（《东方早报》8月29日）孰为定论？仍是悬念。但从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和法律（完善刑事诉讼法当列其中）计，国人完全有理由疾呼：亟待律师辩护权“前移”！ 说起律师辩护权的“前移”，自然要回顾一下我国辩护制度的进程。大体上说，其经历了三个阶段：一、1980年开始施行的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恢复了辩护制度，但对于律师辩护的介入节点是规定在审判阶段，只有到正式开庭前，律师才能接触到案件材料，予以庭审辩护；二、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第一次修订，律师作为辩护人的介入节点提前至审查起诉阶段，标志着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调查取证，并能相对自由地会见犯罪嫌疑人，虽然有针对性的调查取证困难重重，有的地方受阻而形同虚设；三、2008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律师法规定了律师凭“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即可自由会见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这实际上已是“律师辩护权''''前移''''至侦查阶段”的先声。（而在操作上常处于有关部门凭借刑诉法的规定予以拒绝的状况）法学界有识人士认为：此次大修倘若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可以说是新律师法“倒逼”出来的。??此论有一定的道理。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律师制度的专门法----《律师暂行章程》是伴随着辛亥革命而诞生的，“百年律师”历经坎坷。新中国成立后，律师制度也是命运多舛。改革开放迎来律师制度“枯木逢春”，1979年开始搞刑事辩护人试点，那场“特别审判”，律师替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辩护，使之走上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前沿，但是，“你为谁辩护？”的诘问一度困惑着律师的正义行为，使得律师首先要为自己的辩护作“辩护”。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列为“辩护人的责任”，但在具体的履职过程中，律师的辩护权屡屡受阻而削弱，难以与公诉人的指控权抗衡。如果说，上述第一阶段的律师辩护权是“被动”的，那么，第二阶段的律师辩护权则是“有限”的，唯有辩护权“前移”至侦查阶段??不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是自由的，而且律师在侦查之初即进行针锋相对的调查取证，律师的角色才由“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名正言顺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辩护人”。 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那句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妇孺皆知。倘就两者关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以前者为基础。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便是指涉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失去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无法自取其证，面对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他是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倘若没有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获取与司法机关相左的大量证据，而仅仅是在起诉阶段作庭审辩护，那么，这种辩护往往是“证据不足，反驳不力”的，难以从根本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美国辛普森一案极其复杂、极其吊诡，也最能体现美国法律的特点。美国法律中有一条著名的证据规则：“面条里只能有一只臭虫”，就是说，任何人发现自己的面碗里有一只臭虫时，他绝不会再去寻找第二只，而是直接倒掉整碗面条。同样，警方获取了大量能证明辛普森有罪的证据，但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就介入辩护，调查取证得出警方证据中有一样（袜子）是非法取得的，从而警方提供的所有证据都没能被法庭采信。从表面上看，放过了犯罪嫌疑人辛普森，但却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如果允许非法证据的存在，势必会成为冤假错案的土壤，我国“赵作海”们的屡屡出现，当是司法机关通过刑讯逼供获得非法证据所酿成的恶果，质而言之，律师辩护权被拒于侦查阶段也是逻辑上的重要缺位。 我甚至认为，刑事司法的文明和进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基本的保障，而律师辩护权的“前移”乃是这一保障的必要前提，否则，“法律至上”在刑事司法中尚留有破绽。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德肖微茨曾在《最好的辩护》中说：“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如今就体现在律师的辩护权能否“前移”至侦查阶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