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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网 16岁的刘新（化名）因涉嫌盗窃，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起诉至长宁区法院少年法庭。法院通知了远在江苏丹阳的刘新父母，但两人均表示无法出庭。庭审当天，社区工作者陈丽丽出现在了庭审现场。她的身份，是“合适成年人”。 据了解，“合适成年人”一词来自英国，我国法律中并没有这一用语，但诸如昆明、上海等城市都已经开展了对“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探索。目前，我国各地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多为律师、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陈丽丽就是当年浦东新区获得“合适成年人”工作证的十名社区工作者中的一员。
“合适成年人到底是什么人？这种说法比较抽象，不确切。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规定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或是共犯的，可以通知‘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我认为这样的表述已经很具体，也能够满足实践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东表示。 对于这一条款中所选定的替代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几个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岳慧青则提出了疑义。她认为联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或村（居）民委员会，很可能全校或全村（社区）就会知道他所犯的错误，无疑会对其名誉权造成损害，甚至会影响前科消灭的开展。 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法学会未成年人法学研究会会长佟丽华亦表示：“实践中，这些单位一般都不会派代表到场，也没有到场的意愿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能力，不能起到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 “何况，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在外地，其所在学校或村（居）委会的代表长途跋涉参加庭审，所产生的一系列费用由谁解决，这也是一个问题。”岳慧青认为，草案的这一条款实际操作时会有很大困难。 实际上，在草案作出规定之前，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六条已经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 “这一条款是2006年未保法进行修改时，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草案将‘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作为‘应当’性的强制规定，实现了与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一致，也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护的进步。但应指出的是，修改后的未保法开始实施后，‘应当通知’这一条款却基本被架空，有些时候司法机关嫌麻烦，并不会通知监护人到场。”佟丽华说。 岳慧青也表示刑事案件的审理有一个效率的需要，有的时候从通知到法定代理人到场需要十多天的时间，无法保证司法的效率。在她所审理过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法定代理人尤其是外地的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有两个很主要的原因：一种是被告人怕家里人知道，隐瞒家庭电话和地址；还有一种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路途遥远，无法到场。 基于上述原因，岳慧青建议由司法机关或法定代理人亲自指定一名合适的成年人。司法机关可以指定从事法律援助的律师，也可以选择教师等一些中立立场的具有优良品质的人员，但一定要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 陈卫东和佟丽华也不约而同地提出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时，律师出庭的问题。 陈卫东认为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律师到场可以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而且律师本身即是以帮助为职业，这也使其到场具有了时间上的保证。“另外，从发展趋势来看，我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律师到场，可作为中国律师在场制度的一个实验。以此为契机，通过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推广、试用和总结经验，来推动将来所有的案件律师在场的实现。”陈卫东说。 佟丽华则建议，将司法机关应当通知的人员范围规定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律师。 此外，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审判长赖琪指出，这一条款从某种意义上保护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值得肯定。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很多未成年被害人是没有代理人的，建议法律中对此作出相关规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