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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湄公河惨案”发生近两周后，除“谁是真凶”成悬在全国公众心中的大问号外，“中国船员的一条生命究竟值多少钱”也成为另一个颇引人关注的话题。 根据媒体报道，“华平号”遇害6名船员家属每户获赔13.3万元，“玉兴8号”的部分遇害船员家属每户获赔10万元。船员家属还希望能根据“国际标准”对死难者进行赔偿。另有家属代表提出“一揽子赔偿”要求，包括丧葬补助金、抚育金、精神补偿金等，并希望这些赔偿的程序能尽快启动。 多位海事法学者和律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遇难船员家属获赔的只是商业保险金，并非全部赔偿，家属还可向雇主索要工伤或雇主责任赔偿，向凶手提出人身损害赔偿。但事实上，受制于标准难定、凶手不明等因素，在“湄公河惨案”的善后程序中，家属的索赔之路荆棘丛生。 船员伤亡赔偿并无“国际标准”
“目前没有一个国际公约，来规定船员的人身伤亡，应该按哪种统一标准赔偿，都归具体的国内法调整。”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海事法律师李晨飚告诉记者，目前，中国与船员伤亡赔偿有关的法律，就有《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工伤保险条例》三部。(以下分别简称为“92年涉外规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工伤保险条例》----记者注) “我猜测，因为惨案发生在国外，家属提出‘国际标准’的内在含义，是希望获得一种‘高标准’的赔偿。”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正雄教授受访时指出，“这个思路不难理解，因为不少涉及国外的空难、车祸等事故，按照外国法律----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赔偿标准往往确实比国内高一些。” 但是，蒋正雄特别提示，具体到“湄公河惨案”，船员家属也许有一点没弄清：“这里的‘国际标准’，未必就是高标准。” 据受访专家分析，船员家属的“一揽子赔偿”要求，属于工伤索赔和人身损害索赔的“混合体”。其中，能跟“国际标准”挂钩的，是向杀害船员的“侵害人”提出的人身损害赔偿部分。 “如果‘侵害人’已经明确，船员家属理论上可以选择在泰国，或在中国起诉他们。若是在案发地泰国起诉，赔偿标准就要按泰国当地的规定来。”蒋正雄表示，但从泰国的经济水平等因素判断，这一“国际标准”，恰恰有可能是一种低标准。 “若是在中国境内起诉，赔偿标准就适用我们的‘92年涉外规定’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而家属们所希望的‘国际标准’，我的理解应该是希望适用‘涉外标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海事法律师宋旭向记者分析道。经记者查询，若根据“92年涉外规定”，每名遇害船员的赔偿标准，最高可达80万元。 “80万元‘封顶’在1992年确实是很高的赔偿标准，即使到今天，一般情况下，三部法律里还是按这个规定计算，赔偿金能得的最多。”蒋正雄说。 但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单红军教授提示，“92年涉外规定”并不一定比“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标准更高。 “两者的计算方法不同。前者是用死者生前的实际收入乘以一定的年限，后者是用死者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一定的年限。由于后者出台得晚，且没有规定赔偿金‘上限’，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上海、江浙等地，一些并不‘涉外’的案子，赔偿金也能算到100多万元。”单红军指出。 “湄公河惨案”里，遇难船员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虽然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及江浙一带，但最终赔偿金的多寡，还有赖于许多具体因素的叠加。因此，是按“涉外标准”计算更高，还是按国内标准计算更高，目前仍难下断言。 索赔之路荆棘丛生 尽管“湄公河惨案”引发了强烈社会反响，但在受访的海事法专家看来，这并不能改变船员家属的索赔之路将“荆棘丛生”的现实。 “根据现行法律，最终赔偿结果可能与船员家属的期望值差得比较大。”蒋正雄告诉记者。他指出，家属索赔面对的第一个荆棘在于，能向谁索赔？ “在‘湄公河惨案’里，能被索赔的对象有五个－－凶手、泰国政府、船员所在的公司、船员的外派机构、保险公司。”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象虽然不少，但由于目前还未公布最终的调查结果，真凶尚未“现身”；若指望泰国政府，不仅要受制于当地的法律和政策，且耗时耗力，希望渺茫；保险公司付出的虽然不多，但根据当初保额，也已算是以高保险金“两清”。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唯一‘靠谱’的索赔对象，只有船员的雇主??不管是船员的公司还是外派机构。只要有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家属就可以提出工伤索赔，或者雇主责任索赔。” 但是，多名专家向记者分析，这条索赔路也将充满坎坷。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船员法学者赵鹿军就告诉记者，若是起诉雇主，即使按《工伤保险条例》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获得了赔偿，也可能遭遇雇主无力付款的尴尬。 根据2011年的《工伤保险条例》，据记者粗略估计，仅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加起来，一名船员的赔偿金可达40万元。若船员没加入工伤保险，而按“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计算，每个人仅死亡赔偿金一项，也起码可达数十万元。 “据我了解，像惨案里这种跑边境的河船运输，公司多数是由松散的个体户组成，不仅难称正规，而且基本没有什么赔偿实力。”蒋正雄表示，“有报道显示，‘华平号’船东20万元的船体保险金，也都赔给了船员家属。在这种现实下，雇主能否再承受动辄高达百万的赔偿金？我比较怀疑。” 赵鹿军则提示，如果船东参加了互保协会，“则互保协会对于船东，也会承担保额范围之内的支付责任。”但他指出，另一个难对雇主“下狠刀子”的原因在于，工伤索赔本身就基于一种无过错责任，带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湄公河惨案’里，雇主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受害者。若因为武装劫持分子的犯罪行为，就让雇主成了‘替罪羊’，有点不合情理。” 那么，假如有一天真凶被锁定，家属能从他们身上获赔的希望有多大？在专家们看来，这事儿可谓“更没影儿”。 蒋正雄告诉记者，起诉索赔起码要有明确的被告，但在这个案子里，即使真凶被锁定为某毒枭组织、某族群、团伙，或某一机构，被告很可能仍“不明确”。“没有具体的人来应诉的话，法院理论上也不会受理”。 赵鹿军表示，即使船员家属在我国法院，拿到了向凶手索赔的有效判决，在国外的执行力也堪称渺茫。 “一般的涉外海事赔偿，比如两艘船碰撞后，中国船员死了，起诉后一般采取的措施是扣押对方的船，当作一种赔偿担保。”他说，“但在‘湄公河惨案’里，来无影去无踪的武装劫持分子，哪有财产让你扣押？而凶手所在国家的政府，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没有义务为发生在自己国土上的劫持案‘买单’。” “最现实的，恐怕还是未来提高商业保险的金额” 站在一地荆棘前，船员家属该何去何从？ 蒋正雄建议，尽管预见到了困难，但家属们仍应向雇主和“侵害人”索赔，“这是他们的权利，并且两种索赔可以并行”。必要时，他认为家属们还可以集体聘请泰国律师，在泰国起诉或与泰方交涉，“但要理性地考虑索赔成本”。 赵鹿军则提示，考虑到“湄公河惨案”的恶劣程度和社会关注度，法定赔偿之外的手段，也应得到重视。 “虽然目前的情况显示，泰国方面没有赔偿中国船员家属的义务，但船员们毕竟是在泰国管辖的水域里遇害的，没有提供安全的通航环境，就是一种失职。”他说，“因此，从情理上讲，泰国政府出于尽早平息事端等因素的考虑，不是没有可能拿出一部分钱，作为赠与性质的‘抚慰金’，来解决船员家属最现实的困难。” 但赵鹿军同时强调，“这有赖于政治、外交等一些法外因素，有赖于我国外交部门的磋商与斡旋。” 此外，赵鹿军认为，即使被执行的希望渺茫，船员家属们依然有必要拿到一纸国内法院的生效判决，来“标示”出凶手应该承担的具体数字。“现实地讲，这边如果不起诉，没有一个明确判决的话，对方国家即使想给钱，也不知道该依据什么。”他坦承，“拿到生效判决后，将来走外交途径时，总还是一个武器。” 最后，在蒋正雄看来，从更大程度地保护船员及家属的利益出发，未来最现实的，恐怕还是提高商业保险的金额。“惨案发生后能看出，保险公司的反应算是最快的，保金很快到位了。只是，每户10万多元的数字太低了些，说明当初雇主投入的保费，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华平号”的船东为每名遇害船员都买了责任险，保费共计2880元。“玉兴8号”所属公司为其中5名船员投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从10万元赔付额来看，保费应该也为数千元。 “相对湄公河金三角地区的治安风险来说，给船员这么低的保额，实在是不应该。投保险种也过于狭窄、单一。”蒋正雄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