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业的“十二五”--律协会长话发展

中国律师业的“十二五”--律协会长话发展

　　第九届中国律师论坛主题对话沙龙由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主持，参加主题沙龙的是来自六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律协会长，即全国律协副会长、辽宁省律师协会会长潘公明，北京市律师协会会长张学兵，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盛雷鸣，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欧永良，山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苏波，甘肃省律师协会会长赵荣春。

　　主持人：

　　大会已经接近尾声，我和在座六位会长一样，觉得会议高潮迭起。主持这样一个对话沙龙对我本人压力也非常大，这样的对话节目其实应该在小会场举行，但是我们今天在大会场。另外今天六位会长都是大腕，考验我能不能HOLD住这个场面，让他们发表自己精辟的见解，展示自己最好的口才。

　　今天六位会长共同登场亮相，六位会长简历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个人确实觉得我们律师事业的现状值得我们今天要冷静的，乃至于我们严峻的来思考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因此带出我们今天的主题“十二五”。

　　说到“十二五”规划，规划无非就是昨天的情况怎么样，今天的情形又如何，明天我们怎么办，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所以我想按照我们今天的流程设计，先请六位会长，每人花两三分钟把律师业“十二五”的主题先稍微的破破题。我们首先请中间的老大哥，潘会长先说两句。

　　潘公明：

　　全国律协正在谋划这个事儿，就是“十二五”。“十二五”律师发展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两点：一个是国家的计划向市场越来越转变，为广大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广阔发展空间，这是我们队伍能够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基础，也是出发点。正因为市场经济越来越大，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越来越突出，给律师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另外一点，国民经济发展了，社会法制水平也提高了。虽然还有诸多问题制约律师发展，包括执业困难，但是总在走向进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是我们律师五年规划一个出发点，同时也是落脚点，今后的发展也要依靠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辽宁的律师业八十年代曾经辉煌过，原因在于历史老工业基地，当时还没有改革开放这种速度。我记得全国律协历任会长都到辽宁，1980年代好多司法部试点都在辽宁。我们律师事务所经历55年，它的发展历程实际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缩影。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辽宁（水平）越来越下滑，现在辽宁在全国是中档水平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都在辽宁之前。我刚才算了一笔帐，整个律师收费突破400个亿，律师是20万人，全国人均收费是20万，在辽宁仅仅能达到10万左右，好一点的能达到接近20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个发展空间必须依赖经济发展和社会法制发展。所以我们律师谋划“十二五”规划，出发点应该落在经济发展这个“大盘子”当中，同时要有赖于社会法制的发展。社会法制的发展，现在很多律师在参与立法，而且我们有一千多个各级人大代表、两千多个各级政协委员，不同程度地参与监督司法。司法改革要参与，实际上律师权利是公民权利派生的，律师不单单在执法、执业，还要在立法当中发挥作用，这都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放在“十二五”国家规划和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整个过程中，律师积极参与，使得规划完整，更适合社会的发展。

　　主持人：

　　潘会长从个人讲到辽宁，辽宁讲到全国。为什么让他第一个发言，因为他经历非常资深，从地方会长到全国副会长。北京律师怎么样引领全国律师业发展，请学张兵会长两三分钟点一个题。

　　张学兵：

　　今天我们在这里畅谈律师业的“十二五”，北京律师协会刚刚制定完北京市的“五年发展纲要”，我们没叫“规划”。这个纲要对北京律师未来五年发展，从布局人员，从业务构成，从业务质量，从人员培训都有一些宏观性的安排。刚刚王隽副会长谈到这个蓝皮书，也是我们从行业发展角度来讲做的一个尝试，今后计划每年通过行业发展报告的形式对行业发展的状况做一个梳理。

　　我们今天在这儿谈的是中国律师业未来发展，我点几个题谈谈我的思考。昨天于会长和赵部长谈到几个数字，中国律师业人数二十万，业务收入四百亿，刚才潘会长算得很仔细，人均是二十万。我们从人均二十万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做一个区分，再把律师界的“二八现象”做一个区分，就可以算出来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有相当一部分的律师，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律师（我在这里说的青年律师指的是三十岁以下律师），其实生存状态不容乐观，他们当中相当多数我觉得就是一个工薪阶层收入水平。从未来五年发展来讲，我觉得从司法部，从国家的宏观角度来讲，确实应该考虑到我们中国律师发展的规模问题。前几年十五万人，一转眼二十一万人了，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律师值得我们反思。我曾经在不同场合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一年参加司法考试人四十万人，百分之二十几的通过率，每年八九万人要通过司法考试，再有25%吸纳到我们这个行业，每年大概两三万人。我总觉得未来五年发展，中国律师业人数的发展速度应该低于GDP而不应该再快于GDP，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们律师业的发展必须要想办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而不是简简单单地拼规模，今年二十万明年四十万，今年四十万明年八十万，单纯规模性扩张没有意义，我们要想办法让每一个律师提高创收水平。如果中国律师能够从人均二十万，在整个“十二五”期间提高到人均四十万，可能对我们这个行业发展，这一个数字更有意义。而不是说再过五年，我们说中国律师业创收已经达到一千亿了，但是律师三十万人，一算的话还是很低，相当一部分律师会很挣扎，在基本生存层面挣扎。如何提高律师人均收入水平，国家还有文章可做。打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修改《行政诉讼法》，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我们的《民事诉讼法》之中依然存在一个公民代理的问题，司法部现在趁立法修改期间有没有通过我们的游说说服最高院、法工委把公民代理拿掉，在法院民事诉讼案件只能够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假如这个问题不能全部解决的话，我觉得起码应该向日本学习，规定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民事诉讼案件应该由律师作为代理人出庭。通过立法方式使我们律师在准入上能够有一个行业垄断，再一个也完全可以通过与国家工商局来协调，把这些法律咨询公司、法律咨询中心都去掉，净化我们的法律服务市场。通过这个使我们律师执业垄断上下一点文章，使我们收入有所提高。

　　从非诉讼业务角度来讲，在各种各样的民事代理活动之中，在公司的登记、商标的登记、专利的登记、房地产的登记等等事项中，我们完全可以在市场要素条件下发挥我们的专业水平，更好的通过我们精湛的、非诉讼法律服务赢得更多市场，占领更多份额。所以中国律师业发展，我们现在谈来谈去，固然需要维护我们自身权益、净化我们的市场、保障我们的执业权利，但是宏观层面上行业协会应该和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努力在我们业务拓展的点上来做文章、想思路，努力的拓展我们的执业领域。我觉得北京和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还承载一个中国律师的使命问题，就是包括法律服务市场、涉外法律服务拓展的一个使命，这一点来讲沿海律师和首都律师大有文章可做，所以如果能够把我们的高端法律服务市场做大，跟外国事务所抢占更多份额回来，把所有的国际法律服务市场，把非诉讼法律事务，把民商事代理法律事务做好，未来的法律服务依然值得期待。

　　主持人：

　　首都确实大处着眼，高端、立法、讲数字。接下来请上海律师协会会长盛雷鸣，他是新会长，刚刚接任，当然也是名律师。

　　盛雷鸣：

　　我觉得当下这个时间点上谈我们律师的“十二五”规划，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总体感觉现在律师这个行业外部环境恶劣、内部建设堪忧，在目前这一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从我们行业协会角度能够做什么，应当怎么样发展。

　　外部环境恶劣，一系列对律师形象、地位有非常大的打击的事件层出不穷，另外社会公众对律师职业本身的定位、角色的特点没有充分、正确认识。内部建设堪忧，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刚刚几位会长都讲到了，针对我们上海律师情况来看，表面上来看总体创收每年逐步增长，但也必须看到，我们人均创收这几年逐年下降。人数上看非常漂亮，每年以13%、14%的比例增长，但是人员整体素质没有向好的迹象。即便不考虑物价因素，律师创收水平整体是下降的，这一点对我们整个行业发展非常不利。
我们上海也做了关于律师的“十二五”，我们想能够做一些什么。讲到这个规划，现在看以前做的规划当时看很好，但是过五年、三年再看很多是可操作性非常低的，甚至是不能实现的。后面我会讲到我们的一些做法，原则上来讲目标千万不能太高，要看现状和发展趋势。第二个计划不能太虚，一定要具体，比如今年我们上海九届理事会的会长在换届之后就定了今年要使实现的重点工作，包括我们在酝酿明年的重点工作，我们考虑很多都是和“十二五”有关的非常切合实际的做法。比如说我们规范入行门槛的问题，前面讲到一个律师人数的数据，如此发展下去，虽然数字庞大，但是实际质量在下降，所以现有法律条件下，我们上海应当如何做好对律师这一个精英群体把握，以确保我们律师这一精英群体能够有好的质量，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