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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侦控机关与刑辩律师是控辩对抗关系，如果由前者办理后者的伪证案，就违背了“任何人不能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在《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尚难废除或修改的前提下，通过修改刑诉法来限制对律师伪证罪的不当追诉，是正确有效的思路。从世界范围看，任何法治国家都不容忍律师伪证等行为，将其定为犯罪是各国通例。从我国司法实践看，侦控机关随意对律师启动刑事追诉，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实体法，而是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些固有缺陷密切相关。 例如，缺乏集体回避和管辖异议制度，往往由原侦控机关继续办理律师伪证案；缺乏刑事追诉的前置程序，侦控机关可以随意对律师启动追诉；缺乏诉讼中排除辩护人的程序，侦控机关可以直接以拘捕方式将辩护律师排斥出局等。 这次草案初步解决了律师伪证案异地管辖的问题，但对照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仍然不够。从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看，追究辩护律师的刑事责任，还应设置一些特殊的程序限制，以保障律师免受职业报复。 例如，俄罗斯刑诉法规定，对律师启动刑事追诉，须由法官决定；德国刑诉法规定了“排除辩护人”的特别程序，只有法官才有权决定将律师排除在诉讼之外；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还规定，对律师进行搜查、扣押时，必须通知律师公会会长或代表到场等。这些措施是基于刑诉的对抗性特点，为防止侦控方对律师实施职业报复而采取的必要保障。 另外，侦控机关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实行集体回避，“异地”是指外县、市，还是指外省、市，需进一步明确。从立法本意分析，该规定的实质是避免利害关系影响案件处理，实现程序公正，因而，侦控机关回避的范围应视具体案件而定。通常情况下，由其他县、市侦控机关办理即可；特殊情况下，不排除交由外省、市侦控机关办理，以避免利益冲突。 修改《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讲，纾缓律师伪证罪给刑辩带来的压力，保障律师免受错误的或不公正的追究，程序法责任更大。正当的法律程序对实体法的一些缺陷具有匡正纠偏的功能，即使《刑法》第306条没有修改，只要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进行追诉，律师伪证罪就不至于成为悬在广大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