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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 内幕交易，是一个让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快，让中小股民恨的事情。然而，内幕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止于侵害了中小股民的合法权益，更大的问题是对资本市场秩序的扰乱。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6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司法解释被业内专家认为是资本市场法治化的重要环节。 6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这个司法解释针对证券、期货犯罪出台的首部司法解释，系统地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交易信息定罪处罚标准等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规定。 内幕交易，几乎和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具有同样的长度。对于此次“两高”司法解释的出台及实施，业内专家认为，这符合规制内幕交易犯罪立法的发展方向，显现出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 内幕交易“坑爹”引发众怒 “今天又不行！”北京股民张程盯着电脑看了半天，嘴里无意间冒出一句话。 “现在大盘不好，我没到交易日，就诚惶诚恐地坐在电脑前研究K线图，盯着大盘，股市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肉跳，到头来还是赔多赚少，如今更是被彻底套牢。而那些搞内幕交易的人只要打几个电话、敲几下键盘就能挣百八十万甚至上千万，这简直是‘坑爹’,你让我们怎么能不生气？强烈建议严查这些人。”张程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关于这次出台的司法解释，从一出来他就知道了。 毫无疑问，作为内幕交易最直接受害的中小股民，对这一问题一直是怨气冲天。 “两高的‘解释’对于规范有关机关打击内幕交易行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升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维护资本市场的三公原则，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资本市场必须是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发展与规范并重的市场，出台这个新规不仅仅是一项法制工程，也是一项法治工程，一项规范工程、发展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这会增强广大股民的投资信心，有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作为“两高”针对证券、期货犯罪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从具体的条文来看，“解释”对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援引证券法第七十四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八十五条第十二项的规定。 刘俊海认为，在此次“解释”中，内幕交易主体范围明确是最大的亮点之一，由于采取了无纸化的交易模式，而中国社会又是人情社会，有很多的关系很难用证券法的现有关系来涵盖，现在把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范围细化，使得打击内幕交易更有针对性。另外，在内幕消息的敏感期，把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的初始时间也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澄清了一直以来打击内幕交易的盲点。 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博士也认为，内幕交易是资本市场的头号大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我国资本市场由于处在转型期，制度、监管的完善需要走一段路，所以从我国资本市场产生的那天起，内幕交易就如影相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非常严重，严厉打击了资本市场吸引力。而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本身意味着在监管的行政与司法互动方面，又往前走了大大的一步，是非常有意义的。 内幕交易“很暴利很麻烦” 就在“两高”司法解释付诸实施之际，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也表态称，今后，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上市、虚假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证监会依然要加大打击力度，发现问题要更快处理，丝毫也不能手软。另一方面，证监会也提出，要提高办案的附加值。就是说，惩罚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要通过案件的查处，发挥警示作用。 上述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内幕交易是各国市场监管中面临的共性难题。查办内幕交易案件，涉及的主体和账户数量多、分布广，尤其是证明违法犯罪者知悉、传递内幕信息的难度很大，查证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此外，资本市场是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而上市公司分散于各地，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衔接上也存在不少困难，除地方保护主义因素外，也存在执法机构缺少专业人员的问题。 内幕交易的稽查难度之大也是公认的。据证监会有关人士介绍，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郑拓利用任职优势获取投资交易未公开信息，使用夏某、原某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交银稳健基金买入或卖出股票50余只，累计成交金额达5亿余元，非法获利1400余万元。目前，郑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在郑拓案件中，他使用的证券账户先后转挪于上海、哈尔滨、北京等地多家证券营业部，账户资金更是通过其亲属、朋友等10余人银行账户多道过桥走账，刻意规避监管，反稽查意图明显，极大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调查过程中，当事人郑拓、夏某、原某等均不配合调查，试图隐瞒真相。”证监会有关人士说。 一名曾在证监会工作过的人士告诉记者，证监会稽查部门的工作非常之繁忙，尤其是一些内幕交易的大要案，查起来十分“麻烦”，而且经常需要出差。 更值得人们警惕的是，一些官员竟也逐渐加入到内幕交易的队伍中来。 去年，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等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受贿案进行公开宣判，认定李启红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 “操纵市场行为制造了证券市场的供需假象，人为地扭曲了证券市场的正常价格，使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扰乱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秩序，损害了公众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和投资信心。操纵市场行为是证券市场公平交易机制和公平竞争机制的天敌，是造成虚假供求关系、误导资金流向的罪魁，是引发证券市场不和谐因素的重要隐患。”刘俊海说。 刑法重拳出击是形势所需 由于内幕交易的危害性显而易见，近年来，业内专家一直在呼吁加大刑法打击内幕交易的力度。 记者了解到，过去很多人认为，我国长期以来过于倚赖行政权力打击内幕交易，司法权力介入严重不足。 但实际上，“司法介入”从2001年就开始了：当年7月，证监会成立了稽查二局，主要就是为了司法力量介入。稽查二局的主要成员来自公安系统，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负责涉及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到2007年，稽查一局和稽查二局合并，行政和司法稽查力量进一步统一。2010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五部委关于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的意见。直到今年5月，出台“内幕交易司法解释”以及证监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但关于加大刑法打击内幕交易的难度也一直存在。 在一次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关于证券市场方面的犯罪研究，他所参与的研究团队在1995年就已经完成了。 “当时，我们的建议就是应当对股票市场、证券市场严格管制。但是，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支持，最重要的原因是部门利益和人才储备不足。”这位专家向记者详细分析了当前资本市场的监管困境，“现在的问题是，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刑事介入的问题才逐渐浮出水面，因为再不使用刑法，证券市场就管不了了。” 刘俊海建议，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公安部门与交易所实现联网，尽早发现内幕交易行为，同时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建立高效联动执法合作机制，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无缝执法、司法合作机制的对接，确保内幕交易一露头就可很快被纳入刑事诉讼轨道。 “看了司法解释之后，我还有个问题，假如，由于有些人搞内幕交易让我遭到了损失了，那些搞内幕交易的人又被查出来了，我还能拿回我所遭受的损失吗？”张程向记者谈起了他对打击内幕交易工作的一些期待。 对此，刘俊海进一步建议，还应加大民事赔偿的范围。“尽管证券法自2005年修改后，即规定凡是内幕交易造成的损失，就要承担民事责任。但由于受害的投资者往往不清楚自己已经受害，并不清楚内幕交易当事人，导致客观上绝大多数投资者不知和无法维权。即便有部分普通投资者维权，因关于内幕交易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也导致证券法有关内幕交易造成的民事赔偿机制失灵。因此，给予普通投资者明确的法律指引，为其设置更为畅通的举报和索取赔偿的渠道，加大内幕交易的违规成本，是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的利器。(杜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