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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王文正要去把律师们都找回来。那是1982年，上海市律师协会经上海市委同意和司法部批准，正式恢复建立后，作为律协元老的他，接到的上任第一份工作。从一份666人的寻访名单开始，发展到如今一万四千余人的队伍。 从1912年上海律师公会成立到如今，律师制度走过百年历程，在那崎岖不平但坚实深厚的路基里，饱含着历代律师垫埋进去的细沙碎石，以及渗透进那地仓缝里的汗水血泪。
“那个时候我刚刚调到上海律协，领导就给了我这张名单，让我劝他们归队。 ”那是1982年，历经浩劫后，中国律师再出发的起点。自民国以来的律师传统，这一年得以在中断后接续。 王文正手中的这份名单，都是曾经从事过法律工作，或者曾经从事过法律研究的同志。他带领一个6人小组，调动了律协所有的力量寻找这些同志，然而，让他不曾预料的是，大多数拒绝了邀请。“原因主要有：一是对十年浩劫印象过深，不敢放手做事了；另一个则是年纪大了，业务生疏了，自己也没有信心能够重拾。 ”王文正说，“跑了近半年，只带回了20几名成员。 ” 最早归队的律师，后来都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居同匮，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法学博士，回归前在上海市静安区延中街道生产组当了19年木工。整个八十年代，大部分的执业活动，他都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会议室里完成——因为 “天天都有谈判”。从1980年到1985年，近6年间，上海的中外合资项目，包括大众汽车、金山石化等等，大多是在他手中谈成的。 李国机，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曾是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反右中被下放农村，先是养猪，再到造纸厂当工人。 “三中全会”后成为第一批复出的律师。归队后的第一件案子，就是为一名冒充知青的逃犯做辩护，庭审非常成功，电视录像传到海外，外媒转播时用了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标题：“中国有律师了”。 郑传本，报童出身，1980年加入律师队伍时已经47岁。上海人知道他，是1987年底为一起蒋姓包庇案的法庭辩护，经电视媒体实况转播，让刚刚复苏法制意识的民众认识了真正的律师人。 傅玄杰，银行家的儿子，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这一年，进入了上海第一法律顾问处。上世纪80年代，上海引进美国的电视剧，每集影视片播放前，会先有一段“上海电视台法律顾问傅玄杰律师郑重声明”，一连播了好几年，傅玄杰律师由此家喻户晓。 1984年7月3日，上海市第一届律师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为今后开拓律师工作新局面指明了方向，上海律协开始朝着光明前景大踏步前进。
当时的律师协会筹备会可谓阵容强大，华政副院长赵野民兼主任，民主人士薛笃弼、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崔杰千任副主任，时任上海市文史馆长的江庸、七君子之一的复旦教授王造时、财经学院副院长储凤仪，时任武汉市律师公会主席的肖觉天均是成员，他们均以担任筹备会成员为荣，开会极少请假。 84岁的江庸每次开会都要发言，而且从不坐着讲话。薛笃弼还担任律师资格审批小组召集人，多次到协会主持这项工作。当他发现某律师写的业务文件文字不通顺时，还发出“文理不通，法律何谈”的感叹。 各法律顾问处开张以后，访客络绎不绝，居民中有许多婚姻、债务、房屋租赁问题需要请教律师。一些知名人士的夫人也到律师协会去咨询有关婚姻法的一些问题。 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各级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一般都由家属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特殊情况，如被告未成年或残疾人，法院也为他指定律师辩护。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请律师担任代理人的也逐渐增多。霍德良等律师证开始试行担任机关私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一百多名律师实在忙不过来，好多律师只好晚上加班。各法律顾问处，天天晚上灯火辉煌。 五十年代，律师工作刚刚起步，不断出现闪光点，人民群众用行动表达他们很需要律师。但很快，反右风暴降临，律师队伍也旋即被解散，连以前的十名公设律师也不复存在了。“教训多多。 ”王文正感慨。
律师是国家机器之外的专业法律人群，既服务于国家，又服务于民众。律师职业的社会承载面较之公检法而言，要来的宽广很多。因此对律师也提出了较高的社会要求，不仅有正直敢为的社会道德要求，还要有专业的学历与丰富的阅历，更要有仗义人间，不为利讼，克己守职的人格。也正因为一代一代律师人的努力，造就了上海律师的百年辉煌。 事实上，从“天平一座、笔一支、书一卷”的年代一路走来，“民主与法治”依旧是律师人的信仰，“铁肩担道义”、“匡扶正义”、“刚正不阿”这些前辈律师的执业精神依旧在薪火相传。 在不久前上海律协召开的青年律师座谈会上，傅玄杰律师说，律师工作发展到如今涵盖社会各层面，他很欣喜地看到，青年律师已经接过了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也可以想见，在不久的将来，上海律师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将书写下更为辉煌的成绩。 与此同时，在打浦路家中，听着屋外雷声滚滚，王文正紧握钢笔，思索良久，一笔一划地写下：“律师应仗义人间”。
王文正给青年律师写下祝语
晚报记者 周柏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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