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
西部律所律师数量仅占全国二成
省内发展亦不平衡年轻律师生存状况堪忧
本报北京4月15日讯 记者周斌 目前,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近2万家,执业律师23万多人,律师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西部地区有律师事务所4000余家,律师4.3万多人,占比均为全国的20%左右。
据了解,近年来,西部地区律师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西部律师克服种种困难,努力为政府、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民主法制建设和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较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目前存在着律师队伍数量严重不足,业务素质亟待提高,律师事务所办公、交通等条件十分有限,开展业务活动非常困难等问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有关负责人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些都影响到了律师职能作用的发挥,阻碍了西部地区律师行业的发展,制约着整个律师行业的均衡发展。
据介绍,东西部地区律师发展不均衡,西部地区省份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律师都往省会城市、中心城市集聚,一些县仅有一两个律师甚至没有律师；西部律师服务领域狭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业务领域,非诉业务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涉外法律服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低,10人以下律所占多数,“万金油”为西部律师执业普遍形态,高素质律师人才不足；年轻律师生存状况堪忧。
针对西部律师存在的现状,全国律协和各地律协积极行动起来,采取输血造血并举,通过推动地方政府设立专门法律服务基金购买法律服务,加大东部律师对西部律师的援助和扶持,组织西部青年律师到东部律所交流培训等一系列举措,推动西部律师行业发展。今年3月底,全国律协决定实施“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业务创新拓展工程”,明确要求围绕西部大开发、边疆地区扶持等国家发展战略,创新拓展西部法律服务。
据悉,2013年,全国律协将在律师行业实施“五大工程”,即服务创新工程、执业环境改善工程、业内民生工程、律师素质提升工程和行业管理体系建设工程,其中涵盖了大量推动西部律师行业发展、扶持西部年轻律师成长的内容,西部律师行业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缺人脉案源少普遍羡慕北上广人虽在心已飞
贵州宁夏青年律师快揭不开锅了
□西部律师发展状况调查·现状篇 文/图本报记者李恩树
“先活下去,再做选择”。在西部,这是许多老律师对刚入行年轻律师的第一句忠告。
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同,受制于经济发展,西部律师尤其是青年律师生存状况堪忧。阳春时节,从西南到西北,《法制日报》记者分赴贵州、宁夏走访调查,试图还原西部青年律师的最真实现状。
两个梦
年薪十万向东走
文晓敏站起身时,掸了掸深色西装上的褶皱,使衣服更加笔挺。
执业律师通过着装传递给客户的信任感十分关键。尤其对于28岁、入行不到两年的年轻律师文晓敏来说,则更为重要。
未婚妻特意拿出600多元为他置办了这身西服套装,再加上百元左右的衬衣以及一双100多元的皮鞋,文晓敏顿时“成熟”起来,律师范儿十足。然而,这身近1000元的行头,花了他月收入的一半。
文晓敏目前在贵州省安顺市的贵州天云律师事务所执业。安顺地处贵州中西部,被称为“黔之腹,滇之喉,蜀粤之唇齿”。
虽然安顺是贵州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但受制于整体地理环境,相比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安顺的经济总量相差甚远。与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的律师业,亦是如此。
“有机会就到东部去看一看。”和大多数西部律师一样,文晓敏眼神中透露出对东部的向往。
文晓敏来自安顺市普定县农村。从贵州民族学院法学专业毕业后,来到律师事务所实习。2009年刚实习时,文晓敏没有底薪。他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月没有工资,第二个月挣了1000元,交了500元房租后所剩无几。
即便在正式执业后,情况也没有好转,文晓敏遇到了所有西部年轻律师一样的问题——案源太少。案件数量的多少和律师收益直接挂钩,尤其是在非诉服务偏少、以传统诉讼服务为主的西部落后地区。
寻找案源耗费了文晓敏大量精力,平时不联系的亲戚、同学、朋友,都被文晓敏“启动”起来。
如今情况略有好转,文晓敏平均每月能接两起案件,还包括一些指定的法律援助案件。在安顺,办一起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有500元补助,“有时,一起案件到法院复印卷宗就要花去200多元,补助费用只够成本。”文晓敏粗略估算了一下,法律服务费加上法律援助补助,他的年薪约为两万元,这在安顺市处于中下等水平。
大部分没有人脉资源的年轻律师都是如此,文晓敏形容,他那些在贵阳当律师的同学“都快揭不开锅了”。在外人看来,律师行业和低收入画不上等号。甚至在文晓敏的准岳母那里,他还一直虚报着自己的收入,“否则,人家哪同意把女儿嫁给我”,文晓敏半开玩笑说。
文晓敏的未婚妻在安顺市一家私立学校任教,月收入比他高,家庭条件也比他要好,准岳母一度认为,干律师是“歪门邪道”。
但文晓敏并未对此耿耿于怀,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潜力股”,在他的5年规划里,一方面要去东部“充电”,另一方面要迈入“十万元年薪”俱乐部。
先求活
啥案都接不能专
三十而立。1983年出生的栾剑,却没有立起来。
他和父母住在贵阳花溪区靠郊区的房子里,每天要坐1个半小时公交车跨越20多公里路到市中心云岩区上班,每天往返两元的公交车票他都攒着,因为可以报销。
毕业于贵州大学法律专业的栾剑,2009年通过司法考试,2011年在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正式执业,目前在贵州省律师协会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担任专职公职律师。
维权站由贵州辅正律师事务所牵头,组织专职公益律师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还有贵州省内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自愿参与协助维权工作,无偿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服务。
维权站不向农民工收取任何费用,运营成本来自中国最大的公益法律服务团队“致诚公益律师”。
很少有律师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全花在当专职公益律师上。因为,在维权站不管接多少案子,每月仅有固定收入2000元,扣除保险等,拿到手的只有1600多元,这在贵阳可谓杯水车薪。
但栾剑却一干就是两年。他的考虑是,如果做社会律师,头几年只能“跟在资深律师后面跑腿儿”,还要到处找案源,但做专职公益律师,不用为案源发愁还能独自处理案件,可以迅速积累经验和人脉资源。
在维权站,栾剑每年有几十件案子,每件他都倾力去办。他曾处理过多起因农民工维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最终,这些令政府头疼的案件全部平息,农民工的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每当成功处理完这类案件,成就感总是油然而生,但喜悦感却稍纵即逝,因为栾剑无论成功办理多少这种案件,每月的收入也只有那2000元。收入甚至成为其婚姻路上的障碍。相亲时,听到他一个月挣那么少,许多姑娘打了“退堂鼓”。
反观社会律师做商业代理,一起案件可能有两三万元代理费,这多少让栾剑感到些许“心理失衡”。
“贵州律师要先活下来,只能什么案子都接,不能特别专。”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贵州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汪军宽慰栾剑说,“司法机关有时会为难律师,但对公益律师,法官会高看一眼”。
良师兼益友汪军的一席话,说到了栾剑的心坎里。这,或许是栾剑继续当专职公益律师的重要原因之一。
来自外界的信息一直冲撞着栾剑的内心,他到北京开会时听说,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专职公益律师的收入不会低于当地公务员。
相比较北上广,贵州公益律师的机会显然要少得多。到东部还是留在西部,成为社会律师还是继续从事专职公益律师,种种问题摆在面前,而立之年的栾剑必须作出选择。
多无奈
律师想当公务员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张慧武办公桌旁的墙面上贴着一张便笺,上面罗列着人身损害赔偿涉及到的各种费用。她笑称:“年纪大了,怕记不住。”
张慧武是宁夏大光明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虽然已经38岁,却是个“新兵”。
1997年,张慧武从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毕业,回到家乡宁夏固原后,就在宁夏萧关律师事务所做内勤,每月仅拿200元。
在长达10多年的内勤生涯中,张慧武从来没放弃“要通过司法考试”的想法。2010年,她终于如愿。
当律师的艰辛,张慧武心里有数。她亲眼看到许多年轻律师离去,有的去东部冒险,大部分考到检察院、法院,当了公务员。
执业环境差是促使这些人离开的另一重要原因。有时办案,张慧武甚至要看书记员的脸色。一些案件,法院不立案,也不会出具不立案裁定。张慧武会让当事人索要不予立案裁定书,因为当事人比律师管用。
执业的第一年,张慧武参加庭审时,法官当着当事人面教训她,这让她十分尴尬,“法官的不尊重,会让我们失去当事人的信任”。
张慧武不爱随身带名片,甚至不愿意给别人名片,觉得“不好意思”。
和律师朋友交流多了,张慧武发现,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律师执业环境越有保障,司法程序也更为合乎规矩。反倒是西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司法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律师需要不断补充新知识,张慧武希望可以有组织地接受行业培训,学习发达地区律师的执业经验,但这种免费的、高质量的培训却少之又少。
其实,张慧武通过司考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做律师,而是想借此进入公务员队伍。对于拖家带口的张慧武来说,公务员“金饭碗”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因为年龄超过了35岁,无奈之下只好当律师。
执业1年多的张慧武,去年收入大概有3万元,其中法律援助案件补助占了一半,这等同于固原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工资。
虽然挣得不多,但张慧武很知足。毕竟她已经从月入200元的内勤变为了月入2000多元的律师。
许心愿
早晚会有案房车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葛涛最爱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很少有人能靠读书走出大山,但葛涛做到了。
葛涛的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新庄集乡活龙沟村。村里的人靠天吃饭,葛涛的家就在沟里的两口土窑洞中。1999年,活龙沟村整村搬迁至吴忠市郊的红寺堡区,葛涛成为红寺堡区中学首届学生。
后来,葛涛考到河南的一所大学。2009年毕业后,做过销售、饭店服务员,其间参加了司法考试,但没考过。
2009年年底,葛涛应聘成为红寺堡区司法局公证处工作人员。2010年的司法考试,葛涛以8分之差再度落榜。他申请了C证,挂在当地一家律师事务所。
2011年,再次参加司考的葛涛终于通过。父母、亲戚希望他去考公务员,而公证处的同事和当法官的同学建议他做律师。
这让葛涛十分纠结,虽然内心更倾向于做律师,但由于生性不善言辞,让葛涛对自己的律师未来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纠结多半年后,葛涛来到同学推荐的宁夏石嘴山市塞北律师事务所工作。
葛涛在律所二楼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住便是1年。“主任对我挺好的,他知道我家庭条件不好,便让我在律所免费住”。葛涛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如果在外面租房子,至少要每月500元,相当于他四分之一月薪。
父母为葛涛在红寺堡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款,但20年的房贷需要葛涛承担,每月还款1100元。房贷的压力,让葛涛几乎没有娱乐活动或其他消费。除此之外,葛涛还要攒钱去看在吴忠市一家乡镇医院工作的女朋友。300公里的路途坐大巴车要花4个半小时,往返一次116元；选择坐快速客车,时间会缩短到3个小时,但要花142元。为了省钱,葛涛从来都是选择前者。
两地恋爱还是出了问题。女友想让葛涛回吴忠市发展,而葛涛坚持留在石嘴山,两人最近一次会面以吵架告终。
葛涛也想去北京、上海闯一闯,他在QQ上经常和在广州做律师的同学聊天。他发现,石嘴山的业务以婚姻家庭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类诉讼代理为主,但大城市的业务种类繁多。
一面是“找案源找到头疼”、“每月不发工资就没饭吃”,另一面则是,执业6年的女同事买了房买了车,苦痛煎熬和成功故事共同刺激着这名年轻律师。
“不管怎样,我已经坚定了做律师的信念。”葛涛说,“往后的事情,就走着看吧”。
西部青年律师圆梦尚需政府搭台
短评 李恩树
宁夏回族自治区律师协会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40岁以下律师约占宁夏律师总数的70%,青年律师是目前宁夏律师群体中的主力军。70%的青年律师年薪在3万元至5万元之间,而那些给资深律师做助理的工薪制律师,年薪仅一两万元。
数据准确反映出宁夏青年律师的生存现状,这一现象在西北地区很具有代表性。而记者的调查采访也进一步印证,西部青年律师普遍面临低收入和执业环境困难窘境,社会地位偏低,没有职业归属感,生存状态堪忧。
一方面,西部青年律师案源很少,生活在本地老律师和东部发达地区律师的夹缝之间,有些甚至只能靠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补助为生；另一方面,西部高尖端律师人才外流严重,造成本土缺少顶端人才,有些业务无法开展。
虽然困难重重,但西部青年律师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律师意识到,律师逐渐饱和的东部不一定是“圣地”,经济发展较慢的西部,却是大有可为的热土。
如今,中央优惠政策持续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西部各地的经济活力呈逐年上升趋势,青年律师确实可以大显身手。在机会面前,西部青年律师的希冀,尚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平台,比如为他们增加专业培训机会,组织东西部律师进行更多交流,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补助资金,通过机制鼓励他们不断进行专业能力深造等等。
有了足够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西部经济发展的热土中,青年律师将大有可为。
从业困境未阻西部律师服务社会
本报讯 记者李恩树 记者分别从贵州省律师协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律师协会了解到,尽管从业环境、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但仍有越来越多的西部律师积极投身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用实际行动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贵州律协“小额爱心基金”项目于2012年10月启动,首批13名受援人得到救助金24000元,该项目已在贵州全面展开。宁夏律协安排律师到“12348”法律援助咨询专线值班,实现法律服务民生方式的新转变。
西部律师还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服务工作。贵州省铜仁市今年启动百名律师进乡村“干群联心室”活动,为村民提供一对一免费法律咨询和服务。宁夏律协成立由专业律师组成的医疗事故调解专家团,积极开展医疗纠纷调解。同时,加强对农民工、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和残疾人维权工作站的指导,鼓励律师无偿承担法律援助,办理诉讼案件7089件。2012年7月24日,宁夏银川成立信访法律事务服务中心,以党委、政府外第三方组织为上访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评估和服务,用法律服务方式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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