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能给读者以常读常新的体验，相信在读书人的案头，总有几本喜欢经常翻阅的书籍，有的人会放着《红楼梦》，有的人常翻捡《平凡的世界》，而我的手头不离左右的，则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与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你可以从任一页上读起，也可以互相印证着读，并且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有不同的启发和感受。比如，费先生对“江村”也即太湖东南岸的“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其旨趣是在“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而在《乡土中国》中则为我们呈现了这种调查和研究的“副产品”，即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规则的变迁。当然这些又恰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老中国”的窗口，也构筑了“建设新中国”的基础，而这又正好符合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的题旨。今天的读者在悄然变迁的日新月异的生活方式背后，还能发现那些隐藏着的周而复始的恒久的信条与规矩，而这正是阅读这些经典的魅力之所在。 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的调查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处于全面抗战前的相对“平稳期”。其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体系已初具规模，最让时人深感自豪和颇得后人赞赏的《中华民国民法》也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对民众的生活也或多或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貌似平静的生活表层下面，涌动着变迁的暗流。费先生所谓的“同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就发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按照费先生的理解，“任何变迁过程必定是一种综合体，那就是：他过去的经验、他对目前形势的了解以及他对未来结果的期望。”这个过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加入了一些人为的主观的采择和过滤。因为，“过去的经验并不总是过去实事的真实写照，因为过去的实事，经过记忆的选择已经起了变化。目前的形势也并不总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因为它吸引注意力的程度常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结果不会总是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因为它是希望和努力以外的其他许多力量的产物。”一般的新工具的采用可能会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不能达到人们预期的目的，而社会制度变革的完成则会遭遇更大的困难，因为“社会制度是由人际关系构成的，只有通过一致行动才能改变它，而一致行动不是一下子就组织得起来的。另外，社会情况通常是复杂的，参与改革的一个个人，他们的期望也可以各不相同。” 费先生的这一分析，可以中国人最着意的“家”为立足点。费先生剖析家的一般功能，在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给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在家庭中，子女（尤其是儿子）有其重要的“经济价值”。“江村”一带的孩子们十岁以前就为家里打草喂羊，女孩儿则在从事家务劳动及缫丝工业中有用。孩子们长大结婚后，父母们在田地上及家庭中的重担可以移交给年轻的夫妇，而父母们年老不能劳动时，就由儿子们来赡养。费先生举江村寡妇们的例子，说她们虽没有经济来源，但她们的生活并没有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她们绝大多数都由成年子女赡养。因此，中国人之所以特别“在意”有无子女的问题，就是因为“孩子是老年的保障，即所谓的‘养儿防老’。” 直到今天，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或缺失，使得广大农村的绝大多数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也仍然只能依靠儿女们的接济才能生活下去。可以说，子女们是老年人“活动着”的“养老金”。相比较而言，今天农村社会老年人的生活可能更艰难，因为子女们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一种必须的生活方式，老年人则留守在越来越缺乏活力的乡村，再加上传统“孝道”与法律强制规制的脱离，农村的养老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这种生活方式变化之后，养老模式和养老观念的不变，恐怕是制度变革的设计师们难以预料的。 家的另一项功能是保证“社会的延续”，其实社会的延续也是一个副产品，人们真正顾及的是“香火的绵续”。在一个家庭中，与其说夫妻关系是家庭组织的基本轴心，倒不如说父母子女的关系才是最核心的部分。这就造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状况，似乎结婚与儿子本人无关，而是父母的事情，“为儿子找一个媳妇，被视为父母的责任。配偶由父母选就，婚礼由父母安排”，尽管生孩子要发生在婚姻之后，不过生孩子的期望则是先于婚姻的。这一点在今天也并无实质性的变化，春节返乡时的种种“逼婚”，“别耽误我抱孙子”成为最普遍的理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宣传，并不能阻止人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有选择地生儿或育女，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也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值得我们不断地“重温”，就在于他能在描述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揭示出人性中一些恒久的东西，而这正是传统文化在社会进步中得以传承的缘由，同时也为喜欢“移植”外来制度和“建构”一种体系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忠告，对现实“实事求是的阐述和分析”，对国情的尊重，是制定一切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的基础，也是需要喜欢变革或新常态的人深长思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