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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讨论中，发表观点的时候不能就事论事，做结论的时候就容易扣“大帽子”。这种逻辑上的跳跃，很容易误导围观者的立场。 在近期几起热点事件中，我看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讨论：北京有租客与他人同租一套房，另一租客死亡多天他却不知情，有人说是“网络租房软件”导致了人情冷漠；海南和天津先后出现网约车司机“耍流氓”事件，有人认为这再次证明网约车不靠谱；陕西大学生在莆田系民营医院意外身亡，有人认为这说明民营资本不道德，医疗改革不能指望社会资本，甚至认为“民营医院应全面关闭”…… 这些被拿出来讨论的事情，当然都是很恶的事件，一般人都不会为如此荒谬的事件辩护。但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公共讨论的结论和指向最好是建设性的、有边界的：出现了什么问题，就纠正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漏洞，就弥补什么漏洞。在一些个案没有充分发展前，最好不要拿它“证明”整个趋势是罪恶的，或是简单地认为“只有就地180度大掉头”，才可以消除那些丑陋，避免重蹈覆辙。 上大学时，老师为让大家理解局部真实、全面真实、本质真实，曾讲过一个比喻：某个苹果有一个小烂点，你不能专拍这一处烂的地方，然后说这是个完全腐烂的苹果；一个筐子里有一个烂苹果，你不能拿出这个烂苹果，然后说整个筐子里其他苹果都是坏的。在谈论一些新生事物的时候，我们尤其应该记得这个鉴别的逻辑。 在一些公共讨论中，有一些人缺少敬畏逻辑的习惯，喜欢情绪化地下结论。只要发生了一点什么事，就想“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地证明一大堆东西，有时还美其名曰“举一反三”。但仔细推敲，有些推论的逻辑是成立的，有些推演其实并不成立。在公共讨论中，发表观点的时候不能就事论事，做结论的时候就容易扣“大帽子”。这种逻辑上的跳跃，很容易误导围观者的立场。 举个例子，某些地方的出租车司机“毒驾”被曝光后，舆论要求加强抽查是正当合理的，但并不能据此得出“出租车管理制度应该废止”的结论；再比如，在公立医院里也能找到挣昧心钱、收回扣乱外包的现象，舆论要求严格管理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推导出“公立医院模式不行，应该全面关闭”；还比如，一家餐馆出现了卫生不达标的问题，是否就能推导出整条街、整个城市的餐馆都不干净呢？ 在有些问题上，大家多谈论一些负面因素，可能坏处还不算大，起码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比如事故过后往往要“全省排查”甚至“全国排查”，虽然不一定都能查出什么问题，但人命关天，消灭一些隐患起码没什么坏处。但是，在另外一些事物尤其新兴事物上，如果过度强化特殊因素，甚至给人“不惜置之于死地”的感觉，就容易犯以偏概全、乱扣帽子的错误。 你想证明什么？你能证明什么？有哪些你想证明却不能证明的东西？这三句话，是每个参与公共讨论的人，应该经常自我叩问与警醒的。尤其面对一些新技术、新趋势、新力量，我们当然要警惕它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出了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该如何界定、如何改善、如何规范，可以通过怎样的机制约束完善，哪些是它该背负的，哪些不是它可以背负的。如果出来一个新东西，看到一个“烂苹果”就简单下结论，可能会一竿子打死一船人，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也泼掉了。 偌大一个中国，什么角度的例子都不难找到。如果动辄扣帽子、喊打喊杀，创新谈何容易？到最后，舆论场可能会充斥着各种不负责任的言论——今天说民资重要，明天说民资糟糕；今天说某种技术是大势所趋，明天说该技术是“毒草”。今天这样好，明天那样好，就很难累积有效的进步。有时我们经常发现，没有某一类丑陋，另外一些丑陋照样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社会资本也好，网络技术也好，资源配置新路径也好，那点萌发的新苗不应总被扼杀在摇篮中——它确实会有不平的地方，我们需要动脑筋去摆平它，而不是动不动先气急败坏地呼吁铲平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