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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校园暴力的施害者以及其他一些未成年人罪犯,大多成长在缺少父母教养的家庭里。重新塑造家庭价值,使孩子们能够获得完整的家庭教育,这当然是校园暴力的治本之道。但是家庭结构的变迁却不是任何政策能够扭转的。这是在宏观社会和经济形势变迁之下发生的自然变化。即使我们可以出台政策要求父母严加管教子女,但这样的政策也是不现实的,难以执行。大部分国家对父母规定的法律义务仅限于经济上的抚养以及不得虐待孩子等基本要求。 如果社会环境够纯洁,孩子们似乎也不会受到现实生活、影视作品、图书漫画、网络信息中暴力因素的影响,不会成为校园暴力的施害者。但社会同样是一个短期难以根本改变的场所。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政策就不能改变社会因素,以减少校园暴力。前段时间有报道称,法国禁播日本的著名动画片《哆啦A梦》,理由是可能对小孩造成不良导向。 在家庭、社会和学校三个校园暴力的节点上,唯有学校能成为治理校园暴力的政策落脚点。从道理上讲也很清楚。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公共机构,培养远离暴力、热爱和平的学生是应有之义。对于校园暴力,学校不论是试图掩盖,还是熟视无睹,都不是应有的态度。在制度上,学校也是最有条件发现、干预和处理校园暴力的场所。 目前,很多中小学都没有设立专门接受校园暴力投诉和应对的部门,许多中小学老师也缺少应对和引导校园暴力的观念与知识。对于将来可能启动的立法,应在这些方面明确学校的责任。在遏制校园暴力的问题上,让学校担负最大的责任,并不是因为学校造成了最大的过错,而是学校环节的干预是最可行且最可能短期见效的。 (摘自3月23日《新京报》A04版《遏制校园暴力学校应负最大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