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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八旬的闫老爷子在早高峰乘坐公交车时突然晕倒，在场的好心人帮助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急救车辆迟迟未到达现场。其间，好心人又拨打了999急救电话，将闫老爷子送往医院，途中闫老爷子不幸过世。闫老爷子的家属认为，急救车延误了闫老爷子的救治。闫老爷子的家属因此将北京急救中心及沙河医院告上法庭索赔8万余元(11月26日《京华时报》)。 既然为急救，当然时间就是生命。基于此，各地的“院前急救立法”中，不约而同地对急救车的出车时间进行了明确的限定，比如广州、武汉、南京等地就规定急救车接令须五分钟内出车，具有非因不可抗力延误急、危、重伤病员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除了由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之外，具有犯罪性质的还应被问责。现实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是正规急救车的低效，另一方面是没有身份的“黑急救车”常常扮演着救死扶伤的角色。 无论是在出车的效率上，还是在收费的高低上，很多时候急救车“白不如黑”，在这场急救的竞争中，往往“黑车”更具有优势，也是导致其屡打不绝的原因所在。其实，急救车迟到只是整个行业众多乱象之一，近年来这种问题愈发明显，比如通过媒体的报道，既可以看到一些急救车因为费用问题拒载病人，也可以发现因为利益而出现几辆急救车争夺病人的场景，甚至还涌现出一些与医院形成利益关系的“黑急救车”。至于因为协调不一致等原因造成的急救车迟到，送到急救中心无法救治的现象，更可谓比比皆是。其间原因，包括力量对比不足之下，被救治者处于弱势地位，急救的专业性较强，也往往成为推脱责任的理由。再加上长期以来公众的维权意识相对薄弱，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权的主动性还有待加强，导致最重要的民事维权无法发挥倒逼作用，进而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一道形成“三驾马车”。基于此，通过诉讼的方式表达权利伸张，让存在明显过错的急救机构付出代价，可以将惩戒的效力发挥到最大化。 同时，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通过司法诉讼的专业途径，有助于解决双方争执不下的窘境，让矛盾的化解回归到法治的途径上来。既然彼此自话自说，各自成理，那么不妨将法院作为公正的第三方。之前，就有专家指出，杜绝急救行业乱象，离不开司法的更有作为。如此看来，通过“到法院说理去”的办法，以诉诸公堂作为维权路径，既可以有效伸张正义和维护权利，又能对急救行业的乱象形成遏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