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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行政手段之外，政府部门也应该像农民一样，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算算“经济账”，衡量哪种治理方案最有效。 每年秋收季节，不少媒体都会习惯性地批评农民焚烧秸秆加剧空气污染，并呼吁地方政府通过严罚严管来加强治理。近些年，各地政府出台的禁令确实越来越多、越来越严，但很多地方依旧浓烟滚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疑似秸秆焚烧火点分布最密的地方，都曾出台严格的“禁烧令”，而且还有领导干部因督查工作不力被处分，河南某县甚至因禁烧不力被罚款2000万元。 不过，今年媒体上关于秸秆焚烧的舆论，似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就连中央媒体也将那些效果不佳的治理思路，称为“脱离城乡二元语境的城市思维”。还有网友质问：城里人能以治理雾霾的名义要求农民不烧秸秆，农民是否也可以要求禁止城市化工和汽车产业？这种变化，不是给焚烧秸秆“撑腰”，而是在提醒我们：在治理秸秆焚烧的问题上，或许需要换一种视角。 农民为什么要焚烧秸秆？答案很简单：这样最划算。农民们也许不懂什么高深的经济学原理，但他们会在心里衡量秸秆焚烧的成本和收益。在传统社会，农民们把秸秆当宝贝，小孩都会因争捡拾秸秆而打起来，怎么舍得把它们烧掉呢？但现如今，农民几乎不再将秸秆当柴火或饲料，费时费力地回收处理秸秆很不划算。 有学者在对安徽省小麦主产区的三个县进行调查后发现，每吨秸秆回收的机械成本、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约为336.9元，而每吨秸秆回收收益为337元。这0.1元收益，还不如秸秆焚烧产生的草木灰值钱。算算这笔账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农民宁愿给政府交200元罚款，也要把秸秆烧掉。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秸秆焚烧是一种具有外部不经济性的行为，其主要表现就是产生空气污染物。但农民对这种副产品的认识，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在一些农民看来，污染空气不是一件好事，但它并不会立刻产生致命威胁；有些地方政府将治理秸秆焚烧的压力层层分解给基层干部，但农民的利益和基层干部的利益并不一致。“禁烧令”难以解决秸秆焚烧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 既然秸秆焚烧有经济原理作支撑，政府要想更好地治理这一问题，也应该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进行思考并采取相应措施。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民回收秸秆的经济补贴，使得农民的成本收益比趋于合理，提高农民对于秸秆综合利用的积极性。这其中，既包括补贴那些购买秸秆回收机械的农民，也包括向农民发放腐熟剂等物资，还包括对秸秆回收企业给予补贴，促进完整产业链条的形成。 除了直接的经济补贴，政府在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研发方面加大投入，是更着眼于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秸秆回收利用的技术还未普及，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为技术的普及铺好路，降低技术的使用门槛和成本，让更多农民与企业参与其中。秸秆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还能用于发电、制作建材等多种用途。当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以秸秆为原料制成的产品时，秸秆的归宿也将会从“田地焚烧”变成“工厂加工”。 当然，这就涉及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地方政府的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但实践已经证明，一些地方既不愿增加经济投入，又不想空气质量因为秸秆焚烧而变差，这样的想法已经落空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罚款、拘留、问责等手段外，政府部门或许也应该像农民一样，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算算“经济账”，更务实一点，衡量哪种治理方案最经济、最有效，在公共利益和农民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