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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武汉晨报》报道，武汉汉阳区黄金口工业园一路口工地门前，挂了一串汽车车牌，有十几副。73岁的李爹爹说，这些车牌都是前几天下大雨被冲走后，他在齐腰深的污水中摸回来的。他捞车牌赚外快，成交价大都在三五十元，最贵一副车牌仅收了100元。 当城市开启“看海模式”后，车与船就傻傻分不清楚。在大雨里泡一会儿，车牌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捡到车牌怎么办？一种是“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一种是坐待失主上门领牌。不过，这都是“捡到”后的道德选择。李爹爹之于车牌的关系，不是“捡到”，而是“捞到”——是主动在“齐腰深的污水中摸车牌”。 对此，《物权法》是这样规定的：“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可见，“捞车牌赚外快”是法律支持的正当行为，既彰显公平，也无悖公序良俗。即便从生活逻辑来看，车牌掉了，有人去污水里帮你捞出来，适当物质感谢，亦是人之常情，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真正值得警惕的，倒是抽象的道德牌坊主义思维。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中，义不容利，就像法不容情一样天经地义。好像在道德范畴谈钱，是很伤感情的事。结果呢，道德成本被人为规避，道德行为越来越像沉重的枷锁。人人都是空谈家，人人都有小九九，道德在神龛上被膜拜，而不是在生活中被践行。就像污水里的车牌，宁可被风吹雨打去，宁可逼着车主花更大代价去重装，也见不得小成本的道德感谢李爹爹的捞车牌行为，尽管这种行为维护了公共利益最大化。这种害死人不偿命的洁癖，活生生把道德价值逼上了圣洁的高地，离百姓生活的烟火气却越来越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