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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河南邓州市一名12岁女童为救落水的弟弟溺水身亡。这对姐弟是“留守儿童”。留守女童溺亡事件背后，凸显的是“留守儿童”群体因溺水、交通事故、中毒等意外伤害而亡故的事件日益增多的现实。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7月15日《新京报》) 性侵、校车事故、高犯罪率、意外伤害多发甚至自杀……这些近年来密集聚焦在留守儿童群体身上的问题，每一次发生，都能引发社会的广泛光关注。但从整体的舆论曝光来看，由留守带来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加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的蔓延之势。 有观点指出，对留守儿童来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疏离。儿童被留守，本就是家庭与亲情的疏离。如果说受制于现实，这种疏离是一种迫不得已，那么，公共关照的亲近，不仅是一种必须，更是一种责任。在家庭护佑缺失之下，公共关注一旦发生疏离，只能将他们推向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伤害的境遇之中。 留守儿童现象是如何形成的，社会各方并非没有共识。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巨大鸿沟，社会保障和户籍政策的坚硬壁垒等等，这些宏观层面的归因，是对留守问题的准确把脉。但在实际解决层面，却往往受制于这种宏大话语的复杂性之中，呈现出“知易行难”的行动惰性。诚然，所谓城乡二元制度等要解决起来，确实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并非意味着对于留守儿童的公共关照，就无从着手，可因之推延甚至是“坐等”宏观问题的解决。 比如留守儿童的被性侵问题近年来愈发严重，特别是农村幼儿园，已成为性侵女童的多发地。这反映的依然是农村教育投入匮乏的现实。一方面指财政投入总量上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指投入方式上的粗放。相较此前，当下农村的空心化程度更为加剧，农村社会精英的流失，原有社会秩序的瓦解，都决定了原有大撒网式投入的效率将严重下降，不改变粗放式的投入和支持方式，效果将大打折扣。校车问题、留守儿童的高犯罪率等也都与此相关。而这考验的恰恰是公共关照对农村社会的持续关注的耐心和态度。 再比如意外伤害事件。特别是在寒暑期中，由于原有学校庇护进入空窗期，往往导致这个时段成为留守儿童伤害事件的高发期。要解决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的引入社会组织，甚至是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假期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相信将大大降低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事实上，引入社会组织来参与留守问题的解决，将成为未来一个必然的选择，关键是能不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及早启动。 统计显示，当前留守儿童的数量已超过六千万。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地域分布上看，他们都是构成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还不包括那些跟随父母一起流动的“流动儿童”。因此，呵护好他们，就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动力的一种保存，并不比解决其他问题的迫切性弱。 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逐渐从资源的供给方变成一种附属品，留守儿童的产生正是这种“附属品”地位的生动注脚。在原有的城乡关系难以维系之下，是时候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譬如让“城市反哺农村”体现得更充分。在这种反哺中，首先应该将重点放在“人”的身上，留守儿童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宏观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背景下，这样的“起而行之”看似复杂，但归根结底考验的不过是“发展的良心”，也即“人”的发展是否位于发展序列的优先位置。直面这样的价值追问，在留守问题的解决上，自然会少一点无力感和“无处着手”的尴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