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立凡
仅仅4个月时间，仅仅依靠临沂的单打独斗，很难得出客观结论。假如因为目前集中爆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轻易臧否，只会令地方政府望而却步。 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批被约谈的城市，4个多月前，临沂在全市掀起大规模环保风暴，57家污染企业被关停，400多家企业被要求限期整顿，由此也成为全国唯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然而，4个多月过去，企业关停导致6万人失业，引发了千亿元规模的债务危机，而重点治理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依然超标。 治理环境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相信在理论上无人会质疑。然而，在付诸实施时常常遭遇理想和现实的剧烈碰撞。临沂的治污进程，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治理污染会陷入这样的难局？是治理环境的决策有误还是实施程序出了偏差？是历史包袱难以承受还是治理机制不够健全？值得深入探讨。 必须肯定，临沂以刚性措施治污值得赞扬。 在全国唯一一个约谈后停产整顿的城市这一名号背后，包含了敢于动真格，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改变传统政绩观的勇气和决心。环境治理上容不得文过饰非，得过且过。无为而治最无风险，却是最大的失职。临沂的主政者不会不知道，关停整顿污染企业，将冒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局部债务危机加重等风险，这些风险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转化为主政者的政治风险。仍要迎难而上，而不是在约谈后虚与委蛇，表明的是想有作为的立场。这是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问题上应该普遍秉持的态度。 还要看到，治污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利益格局。其中附着的利益不仅与企业有关，甚至也与政府有关，因此，由政府主导启动阶段性治污并无不妥。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刚性执行能力，这是打破利益格局必须具备的能力。同时，政府出面还发出了切断与利益格局之间千丝万缕关系的信号，有助于保证治污所需的力度。 尽管如此，临沂治污并非无可指责，而且，目前显示的问题远非临沂政府这一执行主体能够独力应对。 在执行层面，治污的决策再正确，也需要通过恰当的实施才能完整体现出来。关停污染大户，要求企业限期整顿、更新环保设备等，固然是势所必然，但同时理应对企业工人失业、引发债务危机等做好相应预案，尽可能减轻因治污引发的阵痛，以保证治污的共识。在这方面，临沂明显准备不足。治理污染的目标诉求过于强烈，转弯过大过急，负面效应集中爆发，对治污的持续性构成了障碍。 在政策层面，只注重行政手段而忽视了其他配套手段。比如，关停整顿势必增加企业负担，并催生出财务问题。因此，在治污的同时，有必要通过税费政策倾斜等方式，以优惠政策对冲企业因配合治污而新增的包袱，调动企业积极性。作为大力度治污的城市，临沂客观上还起着试点的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上级部门也有必要在事权不归地方的政策领域，试行专门政策，帮助培育可替代三高产业的新型产业，营造较为平和的治理环境，从而增强其系统性改革的色彩，为这一普遍性难题的破解积累经验。 在效果评估层面，仅仅4个月时间，仅仅依靠临沂的单打独斗，很难得出客观结论。环境治理不是一地一时能够完成的事，而必须实施跨区域、跨任期治理，方能见效。假如因为目前集中爆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轻易臧否，只会令地方政府望而却步。打破目前的难局，绝非临沂一地调整反思就可做到。 一言以蔽之，没有甩不掉的包袱，没有治理不好的环境，关键是能否真切认识到环境治理是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做好行政和政策、行政和市场间的统筹，如此才可能跳出临沂目前面临的困境。能否统筹治理，不仅是临沂面临的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