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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 “不允许作为受害人代理人的律师参加庭审，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刘亚军律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从事律师职业近20年，还是第一次被法官赶“下台”。他感到很悲哀，但不是为了自己。 2月16日上午，四川省某法院开庭审理常晓川等人故意伤害一案，当受害人钟富静与代理人赶到法庭时，却找不到自己的座位。 经交涉，68岁的钟富静坐在公诉人旁边，而他的两位代理人———儿媳妇周杰与北京来的律师刘亚军只能坐在旁听席上。 “我爸眼睛高度近视，听力也不好，法盲加文盲的老农民一个，让他单独参加庭审岂不是摆设？他在台上说又说不出，我在下边干跺脚。”周杰表示，当时急得直掉眼泪，可帮不上忙，一名法警坐在身边看着她。 拆迁，一切因为拆迁才变得超乎寻常。 因为条件谈不拢，拒绝拆迁，四川农民钟富静成了“钉子户”，从此失去了安宁。 2011年4月，钟富静在家门口被素不相识的人持刀捅成重伤，险些丧命。凶手被抓获后，得知是受与政府人员一同送达拆迁通知书的人所指使。 两个月前，本案第一次开庭审理，律师刘亚军以法官不懂法为由，要求其中一名法官回避；同时被申请回避的还有公诉人，理由是案件存在诸多瑕疵，检方审查不严，涉嫌包庇被告人。庭审中止。 法律界人士认为，刑事案件审理，法官和公诉人同时被申请回避实属罕见。有了律师给法官以“尴尬”，那么，法官还律师以“悲哀”就不难理解了。 “钉子户”被捅成重伤 钟富静推了推他那600度的近视眼镜，操着难懂的四川方言，向记者讲述被伤害的经过，儿媳妇周杰在一旁做“翻译”。 谈到被刀捅伤，钟富静习惯用“被杀”两个字，他始终认为凶手不仅仅是给点颜色看看，而是来取性命的。 结合现场监控录像和目击者的介绍，可以还原这样一幅场景。 2011年4月25日下午5时，钟富静夫妇与两位乡邻在自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打麻将，一切平静而祥和。 钟富静的家是栋临街三层楼，一层6间门脸房，3间对外出租，3间分给3个子女做营生。 4年前，这一带就开始拆迁，周边的村民陆续搬走了，仅剩下三四户临街楼房，因达不成协议，成了“钉子户”，像碉堡一样突兀地矗立在这里。 拆迁者与“钉子户”之间的摩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进入2011年3月以来，拆迁办与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连续上门。一些不明身份之人也开始进村打砸、堵路。 4月14日，钟富静他们接到了最后通牒———《责令限期搬迁通知书》，限期6日内搬离，否则强制拆迁。 但这最后通牒，在村民们看来相当可笑，其依据竟是早已经废除了的当地文件78号令。“他们是不合法的。”村民们很清楚，现在拆迁补偿标准依据的是2008年第75号文。 为安全和取证起见，钟富静他们在楼房四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监控录像显示，4月25日17时30分后，监控画面出现3名年轻人的身影。过了一会儿，麻将牌局结束，只剩下钟富静和邻居李勇在摆“龙门阵”。 突然，几个不明物体飞过来，砸中了钟富静的额头，当即出血。钟富静顾不上处理伤口，和李勇朝投掷人追了过去。其中两人逃脱，一人慌不择路，跑进了旁边的死胡同。 李勇、钟富静还有一位村民追进胡同，当搜到一间厕所时，一个年轻人从里面跑出来，手持尖刀捅向李勇，李勇躲闪中仰面摔倒，持刀人也跌趴在李勇身上。那位村民怕伤着李勇，用木棒打向持刀人的后背，持刀人躲过一击，爬起来迅速跑掉了。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钟富静满面是血，裤子也被鲜血湿透了。“头被打破，眼镜也掉了，我当时昏昏沉沉，只是本能地去追凶手。”钟富静至今也想不起来如何身中两刀。 从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17时56分40秒，一个年轻人手持刀具快速跑过的画面。 钟富静被紧急送往医院后，发现上腹部和下腹部各有一处5厘米的伤口，经全麻下行剖腹探查，看到肝破裂、胃破裂、胰头裂伤和肠系膜上静脉破裂，腹腔积血约1500ml、血凝块500克，医院曾一度下达病危通知书。 经有关部门鉴定，钟富静所受人体损伤程度为重伤，综合评定为八级伤残。 钟富静伤愈出院后，打了一场拆迁官司。2011年9月5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市国土资源局某分局于2011年4月14日向钟富静户作出的责令限期搬迁通知。 被告没有上诉，钟富静通过诉讼，印证了成为“钉子户”的合法性。 法官检察官被申请回避 钟富静被捅伤之后，钟家人报警，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2011年11月22日上午，钟富静被伤害一案在当地法院开庭审理，由于旁听人员太多，不得不改换到大审判庭进行。 一位旁听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时法庭电子屏幕墙上的公告显示，审判长为贾某，参与审理的还有代理审判员刘某。 屏幕同时显示的还有3名犯罪嫌疑人和所涉罪名，分别是：常晓川，涉嫌寻衅滋事罪；钟喜文，涉嫌故意伤害罪；杨国庆，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 庭审开始后，当审判长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钟富静是否申请回避时，钟富静的代理律师刘亚军一字一顿地说：“申请回避。” 根据受害人一方提供的庭审现场录音，律师当庭表示要申请代理审判员刘某和公诉人一方回避，并分别详细阐述了申请回避的理由。 申请刘某回避，理由是，代理人认为刘某不懂法律规定，或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意对受害人的代理人行使权利设置障碍。 律师拿来佐证的事实是，庭审前一天，他们带着有关手续到法院复印卷宗材料，按法律规定应该直接可以复印，但刘某说按照法院的规定不能复印。最后，争执到11点多才得以复印。 申请公诉人回避，理由是，受害方认为，公诉人故意隐瞒了作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很容易想到、也不难查明的事实，可能与本案有其他利害关系。 “从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交代笔录中，涉及到多人与此案有关，其中有直接指使或提供帮助者，但卷宗中看不到这些人的询问笔录，有的只是绰号，连真实姓名都未搞清楚。”律师说。 鉴于受害方的回避申请，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庭。 10分钟后，庭审继续。审判长说：“经过请示我院院长，公诉人经过请示检察长，驳回受害人的回避申请。但根据法律规定，被驳回人有申请复议的权利，钟富静是否申请复议？” 刘亚军代表当事人当即表示申请复议。审判长宣布休庭。 “其实，第一次开庭时我并不想给法官和检察官以难堪，只是感觉此案疑点重重，有人在刻意隐瞒真相、包庇幕后真凶，申请回避的目的是想让检察机关将案子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刘亚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随后不久，法院、检察院均对钟富静的“申请回避复议”予以了驳回。 “开过庭，就不再保密了，你可以看看有多少瑕疵。”刘亚军将钟富静被伤害案的所有案卷材料提供给法治周末记者翻阅。 监控录像中的持刀人叫钟喜文，四川简阳人，今年25岁，公安机关依据录像资料，第一个将他抓获。 据钟喜文供述，同乡万二娃和杰娃找他帮春哥打一个人，去了两次都住在春哥家里。4月25日下午5时许，万二娃开车把钟喜文、杰娃和杨国庆带到某某路，指明要打坐在路旁打麻将的一名中年男子(李勇)。 钟喜文3人看了一会儿，感到无从下手，就买了3罐饮料，向麻将桌投掷过去，结果打伤一位“大爷”。在被追赶过程中，钟喜文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捅了“大爷”两刀。 根据钟喜文提供的线索，春哥落网，此人叫常晓川，河南汤阴人，1979年出生，曾因赌博被行政拘留14天。他供述自己“没有职业，在帮街道办搞拆迁”，因陪街道办工作人员发搬迁通知挨了打，认准一个叫李勇的人，目的是收拾李勇。 常晓川的所有笔录都说自己没到过现场，具体安排实施人是万二娃。 杨国庆，25岁，四川简阳人，曾因敲诈勒索罪被法院两次判刑，事发前40天刚刚刑满释放。 杨国庆供述中又多了一个叫春娃的人，春娃对他说：“我有个哥老倌搞拆迁工地，里面有个钉子户不搬，你们把他打一顿。” 杨国庆还说，是春娃亲自开车拉他们4人到现场安排布置，并提供食宿。 杨国庆在辨认笔录中，指认常晓川就是春娃，也就是万二娃称呼的春哥。 律师指出，如果是这样，常晓川为之行凶的“哥老倌”是谁？为什么常晓川、钟喜文与杨国庆的询问笔录存在重大分歧，公安机关没有进一步核实追究？牵线搭桥、布置实施的万二娃是谁？杰娃又是谁？为什么没有到案？案卷材料里也没有说明。 另外，杨国庆涉嫌持有枪支和毒品，涉枪、涉毒是重大刑事案件，杨国庆说枪是从出租车上捡来的，公安机关的讯问仅止于出租车，毒品哪来的？杨国庆住所的房东是谁？案卷中也都没有说明。 常晓川说与拆迁办、街道办的人送达拆迁通知时，被李勇踢了几脚，所以要报复他，公安机关对这一细节也没有核实。 法治周末记者联系到了李勇。 “我哪里敢打他呀，每次他们都来好多人，派出所的警察还在一旁拿着摄像机，对了，公安局可以调看录像嘛。那个常晓川我根本不认得。”李勇今年53岁，与钟富静是同村村民。 李勇始终认为，所谓的个人恩怨只是个借口，他们就是通过袭扰“钉子户”，来达到迫使村民搬迁的目的。 律师被法官赶下台 “2月16日上午9点，我和我爸还有律师早早就来到法院第一审判庭等候。”周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2月13日，他们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后来又说不让受害人参加，尽管他们专门向法院递交了请求参加庭审的《告知书》，但心里还不太踏实。 钟富静说：“10点10分，还不见法官过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在第三审判庭开庭，我们3人赶过去，被法警挡在门外，我大喊：我是受害人，凭什么不让参加庭审？” 据刘亚军律师介绍及提供的当场录音，他们进入审判庭后，看到没有他们的坐席，就向审判长要凳子。 审判长说：“今天是刑事审理，你们不能参加。” 刘亚军一把拉过钟富静：“我们是受害方，哪条法律规定不能参加？” 审判长说：“受害人可以，代理人不能参加，只能旁听，这是请示过中院后作出的决定。” 刘亚军在旁听席上坐了20分钟，就离开了审判庭。 “我就是想问一下钟喜文，你为啥子杀我，没听清楚，还被审判长打断了。”钟富静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如果我出庭，会细细地追问疑点，恐怕一天也审不完。”刘亚军律师表示，受害人因为不懂法才聘请代理人，法院的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剥夺了受害人的权利。 记者采访了数名旁听者，证实了钟富静及代理人所说的情况，他们对律师“被旁听”也感到不理解。 旁听者漆某告诉记者：“本来公开审理的案子，法警不让进，很多人在门口抗议，我是趁乱挤进去的，看到旁听席有一半被镇、街道办的人占了。律师当场被赶下台，起码不公平，罪错方还有律师为他辩护，而受害方为什么不让人替他说话？” 另一名旁听者侯昌龄拿出一张皱巴巴的《会客证》，显示进入时间为2月16日8时59分。 “进法院都要办张这样的证，听说10点在第一审判庭审理，我9点钟就进来了，我的房子被强拆3年多了，没得到半点赔偿，所以一听说有关拆迁的案子开庭，都会赶去旁听。” 侯昌龄告诉记者，谁知庭审改在了第三审判庭，还必须持有旁听证，很多人和他一样未能如愿。 旁听者还告诉记者一个庭审细节，辩护律师说被告人钟喜文曾带公安人员去抓同伙，属于立功表现，而钟喜文不识趣、当庭否认；公诉人也表示没有看到钟喜文立功的证据。辩护律师说：“那等我去公安局找证据吧。” 法治周末记者就钟富静被伤害一案庭审情况采访法院，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法院仍没有答复。 北京一位专打拆迁官司的律师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土地征收本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政府却交给拆迁公司来做，拆迁公司往往网罗一些社会不法之徒，采取暴力手段拔掉“钉子户”，出了事花钱让小喽啰顶罪。 就我国多起被拆迁户受到伤害甚至致死的案件看，里面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司法机关迫于当地政府的压力，只能避重就轻，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有苦难言。该律师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