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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王海很忙。 在路边买完包子，还不忘用手机拍照“取证”：“包子这么白，面粉有问题。” 尽管，他压根没时间管包子的事。这几年，王海平均每天能接到40多个线索，今年已经决定要“管”的已有300多个案子，来源五花八门——热线、微博、律师朋友。 王海最有名气的头衔，仍是“中国打假第一人”，另外，他是一家商务顾问公司的老板，除北京外，在杭州、广州、深圳都有分公司，主营业务还是“打假”。
上世纪90年代因为四处“买假索赔”而声名鹊起后，至少在媒体上，王海“沉寂”了十多年。他再次引起记者的注意，不仅是因为近期他高调地“打击”了几家知名企业，更因为他对某饮料添加剂的追责，前段时间获得人大代表的支持，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 “关于主动公开食品药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其指标抽检结果的建议”。 作为国内第一代的“职业打假人”，这些年，王海是怎么过的？ 如今打假“公司化运营” 这是记者第一次见到没戴墨镜的王海。 他的“打假事业”有些危险，他所熟悉的一位律师，几年前被打死在郊外。虽然如今王海打假是“公司化运营”，“个人目标”比较隐蔽，但十多年来，伺机报复他的人不少，戴墨镜，是为自保。记者要求拍一张他不戴墨镜的照片见报，被他一口拒绝。 从1995年成为“打假斗士”至今，王海在圈子里颇有些名气，十几年前，他的打假范围就覆盖了全国。他的公司员工仅有四五十人，但他熟识各地的“职业打假人”和律师。一旦他确定要“管”某个案子，各地的调查公司和律所的朋友，都会来帮忙。 据王海说，曾经有过几个案子，对方得知“王海来了”，就服软认输，赔钱了事。 但不少案子，都旷日持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记者随王海及律师前往某市工商局，想向局长索要一份“检举回执”——作为检举人的王海，一个多月前曾向该局举报某品牌卫浴产品商标侵权，希望得到一个处理结果。“我是王海，我是检举人。”王海反复说，但对方几经推诿，不了了之。 主要接受厂家委托打假 和十多年前一样，王海并不忌讳谈钱。 这次来江苏，是为了某房地产开发商卖给业主的车位没有产权证，“涉嫌欺诈”。王海在当地的合作律师姚爱武，认为这次打赢官司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收集了“足够的证据”。据王海估计，如果这个官司赢了，他们在该市光律师费就可能有上千万元的 “市场”。经济利益，是王海看重这个案子的主要原因。 “打假”现在能赚多少钱？王海并不直接回答。反正如今他赚钱不少，而且，早已不是“买假货索赔”的方式，而主要是受厂家委托来打假，收费都是“有行情的”。另外，一些小规模的调查公司、商标代理公司也会委托王海一些案件，王海收代理费。他还替普通消费者维权，大多数是“公益性”的，只收取一些律师费。 另外，在打假的圈子里，一些打假者并不像自我所标榜的那样，抓住对方质量问题的证据后直接“曝光”或举报，很多时候会“私下沟通”，“两头通吃”，拿一方的钱打假，再向另一方索赔。“打假市场”很大，民间的职业打假团队，个人年收入高的，从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不等。 这十多年，王海很少在媒体露面，主要是去“赚钱生存”了——他打假药，通过联合工商、药监替委托企业截获假药，最后按照产品数量计件收费，数额相当可观。当然，为了查获假货的源头，取得证据，调动大量调查员，收买员工，派人卧底，这些类似警方的调查方式都会用上。他也承认，这已经游走在法律边缘，“你懂的”。 职业打假缘于利益驱动 据内行人说，王海和许多调查公司，主业就是参与商业战争，拿人钱财，打压竞争对手。甚至个别职业打假人以打假为名，行敲诈之事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王海坚持认为，打假的功利性，并不抵消打假的公益性。他坦言，很多职业打假者四处打假，都是缘于利益驱动，他也不例外。但他有些疑惑，在他看来，人们似乎只认同免费打假，而打假人“有偿牟利”似乎并不能见容于社会。 采访中，话题自然引向了前不久的 “刘江案”——曾有“成都民间打假第一人”之称的职业打假者刘江观看一些市、县电视台播放的广告后，向执法部门举报其中的虚假广告，在某些电视台与其“沟通”，给其“封口费”之后，刘江承诺不再举报。重庆市望州区法院一审判决刘江敲诈勒索罪成立，涉案金额200多万元。 但在王海看来，打假被判刑，主要是因为刘江他们没有“经验”，没有完整的“风险防范流程”。王海并不否认，民间打假者握有企业“把柄”，以此要求“封口费”，但另一方面，企业在此压力下必将弥补产品的质量缺失，“这对净化市场不是也有一定的效果吗”？ “如果这种利用假货索赔牟利的‘职业打假’，被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那我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正面积极的鼓励机制，让每个公民可以通过举报假货、净化市场而获得合法的钱财。”王海说，“否则，谁还敢去打假。”据王海调查，在我国大部分省市，举报虚假广告并没有任何奖励。 最终目的是“追求正义” 王海和其他打假者有些不同，他喜欢谈理想，谈正义，谈公益。 他自称为“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在一线打假17年，很多次产生强烈的挫败感，但“成就感”更强，打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正义”。这几年，王海还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等人联合成立了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致力于帮助小区成立业委会；他和律师团队还匿名参与了公安部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他也会在众多案件中梳理出“公益性强”的，收集证据、联系媒体，在赚钱的同时，提升自己“打假品牌”的综合影响力…… 十年前打假，王海还需要先四处购买，再比对研究；而今，“假货”也不再是“低级的假冒伪劣”，而是正品本身有质量问题，或是虚假宣传。他说起两年前的事，他刚刚打完某知名服装品牌的假，顺路在商场买件名牌羽绒服，“感觉羽绒含量肯定和标牌上的不一样，找鉴定机构一测，果然如此。”王海说。
这两年，他打了不少“中国名牌”的假，打假后企业“有改进”，但“其他问题层出不穷”。王海和记者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多小时，从加油站的油品、铁路钢材、汽车配件，到面粉、服装、饮料、洗衣液，在他看来，“问题产品”真是不在少数…… 这位“职业打假人”再三称，他所希望的，并非“打假市场”越来越大，而是逐步完善法律体制，通过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真正提高产品质量，发展生产力。 执着促进“打假合法化” 王海对立法促进“打假合法化”很执着。十多年来，王海或委托人大代表，或以一个普通公民身份，提交了至少几十份建议。 有被采纳的吗？“多提议，总会有结果，比如1997年时，普通市民很难查看自己的市话清单，现在凭身份证可以随时查了。”王海说，虽然他也说不清这些进步和自己的提议是否直接相关。 前段时间，王海本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检举人分账制”的建议，要求修改《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质量法》等法律，建立检举人分享罚款制度，明确规定凡因检举人的检举破获的制售伪劣药品、食品、其他商品和欺诈消费者案件，检举人可分享行政罚款的50%作为奖励。同时建议要求行政监管机构接到检举后出具书面回执，并将处理结果报告给检举人，以建立检举受理回执制度和处罚决定抄送检举人制度，监督行政监管机关依法行政和保障检举人权益。他承认，这条建议，和他的“打假事业”息息相关。 但在记者看来，看似自信的王海，内心深处其实有着层层焦虑，毕竟无论手段还是目的，职业打假人都走在罪与非罪的边缘。“消费者若能由此长久受益，就当值得一试”，这话听起来漂亮，却忽视了法制社会根本原则之一——程序正当，无论多冠冕堂皇的理想，如果手段不能“阳光”，在实践过程中不免对社会整体有扭曲与伤害。我们唯一能呼唤的是：期待普通消费者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期待质量监管部门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期待商业生态回归健康，最终，让“职业打假人”退出历史舞台。 对话王海：“啄木鸟”还是“寄生虫” 新闻视点：你打假十多年，感觉假货“打”少了吗？ 王海：只能说，“假货”的表现形式更多样、更隐蔽了。以前的假货，主要是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买一件名牌衣服，地摊上只要几十元钱，而商场里的真货可能要数百元；而如今，这件衬衫实打实就是一件名牌衬衫，在广告中宣称100%真丝，但可能真丝含量只有50%，甚至更少。消费者防不胜防。 新闻视点：这似乎不是“打假”，而是对质量问题的挑刺？ 王海：没错。现在不少消费者已经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比如看到“苹果手机”只卖1000多块，就知道是假货。但夸张的宣传、质量上的瑕疵很难被识别，比如说某饮料宣传绝不含防腐剂，或者某家具号称从意大利进口，还有不少服装品牌在用料上的“100%”，都是有问题的。这几年，我和合作的律师们“打”了不少“名牌”，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假”。 新闻视点：“职业打假”目前还处于“灰色地带”，也有争论你们究竟是“啄木鸟”还是“寄生虫”，你怎么看？ 王海：政府监管部门和媒体工作者，为何不能主动与民间打假者建立密切联系，联合出击，不管谁得名得利，消费者若能由此长久受益，就值得一试。其实，除了法律上的“身份尴尬”，我们“打假”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过去的对手，只是小商小贩、制假小作坊，最难啃的也就是商场和制假工厂，而今，对一个商品的“打假”，可能需要面对整个行业，以及各类检测机构。打假若没有团队化、公司化运作，说得再大一点，没有社会的支持，在如今是非常困难的。 新闻视点：“打假事业”如此艰难，为何还要坚持“打”下去？ 王海：除了“打假”能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之外，打假还给我带来很大的成就感。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打假，唤醒更多公民行使自己的监督权，或是促进立法保护消费者利益，对抗“假货”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内保护。(记者 孔令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