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备忘录：检察官律师的法庭激辩

　　2012年3月14日，初春的深圳街头，乍暖还寒。广受关注的丈夫“拔管杀妻”案二审开庭。法庭上，围绕“安乐死”法理情之争，检察官与律师唇枪舌剑，激辩不休，紧张诡谲的庭审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

　　历史上的安乐死

　　镜头拉到两年前，妻子家中昏倒，丈夫送院急救。次日，病人进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治疗。其间妻子一直昏迷不醒，虽有心跳、血压，但只能靠呼吸机维持。一周后，丈夫乘人不备，索性将妻子身上呼吸管、血压监测管等医疗设备拔掉，护士医生制止无效，导致妻子死亡。

　　法院认定丈夫故意杀人，但属情节较轻，处以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判决如此离谱，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检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最后陈述阶段，流着眼泪的被告，口口声声表示：获知医生要对妻子行“割喉”手术，自己情绪失控，想让妻子保持完整身体，有尊严地离去。妻子已经命悬一线，连植物人的标准也达不到，到这一步，自己怎么还忍心去害她？

　　丈夫拔管，究竟是故意杀妻，还是让妻子解脱？本案是是非非，社会自有公论。倒是何谓安乐死？安乐死是否合法化？要不要提防安乐死的负面效应？这一个个大哉问，等待世人解答。

　　放眼国外，最早选择安乐死的是斯巴达人。为了与希腊争雄，斯巴达法规定，新生儿若有畸形残废，一律弃入山谷，任何人不得喂养。

　　古印度风俗，老人可以丢入恒河淹死。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儿子备一冰洞，让老父进去，用兽皮盖好，再以冰块封洞，父亲安然死去。五天后，冰洞上须挖一孔，让死者灵魂升入天堂。

　　远古时代，资源稀缺，生命脆弱。希腊大哲柏拉图认为，医生人为延长危重病人生存时间，徒增痛苦，不合伦理，力主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可以自行了断。弟子亚里士多德提倡立法，允许将畸形儿安乐死。

　　到了公元十七世纪，英国学者培根同意，为了减轻病人痛苦，可以在其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安乐死对医学不可或缺。莫尔在巨著《乌托邦》中，提出“有组织的安乐死”和“节约安乐死”概念。至于意大利人科罗纳罗，更是首倡被动安乐死的历史先驱。

　　哲学家休谟强调：“如果人类可以设法延长生命，那么同理，人类也可以缩短生命。”德国思想家尼采，赞同在适当的时候自杀。19世纪中叶，蒙克把安乐死看作减轻患者不幸的特殊医护措施，但反对加速死亡。

　　安乐死一词的出处，学界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古罗马历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描述奥古斯丁大帝之死。“御医如其所愿，实施安乐死。天纵神武的皇帝，静静躺在皇后莉薇娅怀中，毫无痛苦地辞世。”

　　回眸国史，子贡聆听老师孔子讲述死的学问，发出“大哉死乎”感慨。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始终俱善，人道毕矣。”

　　佛教净土宗大师道绰所著《安乐集》，劝人生前行善，死后可入极乐世界。中唐时期，老人自行去往坟墓，不吃不喝，安乐而死，事例不胜枚举。《大正藏》载：“人命将终，自然行诣冢间而死。时世安乐……人常慈心恭敬和顺。”敦煌石窟壁画“自行诣冢”，描绘一位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与八位家人告别，端坐坟茔。

　　历史小说记载：唐太宗的大将尉迟恭，见部下马三力遭敌兵断去四肢，气息奄奄，口不能言。他不忍爱将惨受痛苦，遂刺其胸而死，太宗并未降罪。

　　清末康有为在《大同书》“去苦界至极乐“一节，专门论述安乐死：“若其气尽，呻吟太苦，众医脉之，上医脉之，知其无救，则电气尽之，俾其免临死呻吟之奇苦焉。”不难看出，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对安乐死，早有高论。

　　合法化一波三折

　　进入二十世纪，倡导安乐死的呼声日益高涨。1934年，英国希尔夫人在经受了一次重大手术后，对31岁低能儿子的未来忧心忡忡，不得已用煤气毒杀。一审判决死刑，舆论大表同情，后改为缓刑，最后予以赦免。英国议会从此开始讨论安乐死立法。

　　1935年，英国不少社会名流，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大力鼓吹绝症患者能够在医生帮助下，“舒服”地走完人生之路，但是，法案遭到教会强烈抵制，不了了之。

　　风云突变，希特勒故意混淆安乐死概念，大肆鼓吹“国家供养那些无法医治的患者，对国家是不利的，那就应该赋予他们安乐死，也就是无痛苦地使其死亡。”1938年，希特勒收到一位畸形儿的父亲来信，要求允许杀死儿子，德国就此创立强迫安乐死计划。

　　1939年7月，德国安乐死范围扩大到精神不正常的成年人，消灭精神病患者提上日程。9月，希特勒丧心病狂，悍然对所谓“劣等民族”实行惨绝人寰的灭绝政策。他曾下达特殊命令，扩大纳粹医生的权利，从所谓的人道观点出发，对无法医疗的患者保障其“轻松死亡或速死”。

　　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2年，纳粹以“安乐死”的名义，杀死了慢性病、遗传病、精神病患者以及犹太人达600余万。纳粹的反人道行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义愤，人类历史上，纳粹实施“安乐死计划”这一丑恶行径，从此烙上历史耻辱柱。

　　第三帝国的“安乐死计划”，长期让“安乐死”声名狼藉。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民众，对安乐死一词心有余悸。安乐死也因此而蒙上重重阴影。

　　沉默二三十年后，1974年，澳大利亚与南非相继成立“安乐死”协会。1976年，美国加州，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有关安乐死的法案。1980年，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37家组织，在日本联合发起“国际死亡权利联合会”，要求安乐死合法化。

　　1992年，丹麦议会立法，允许无药可救的病人，决定停止延长生命。短短四个月内，就有四万余人立下遗嘱，表示在必要时，自愿接受安乐死。2001年，荷兰上议院通过《安乐死法》。女王签字，标志荷兰成为全球范围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次年，继荷兰之后，比利时参议院批准立法，正式将安乐死除罪化。

　　各国判例的差异

　　安乐死定义林林总总，不下数十种，真可谓言人人殊。如何界定安乐死，远未取得共识。主动安乐死，注射药物使患者加速死亡，被动安乐死，撤除维持生命措施，导致患者死亡，二者法律后果大相径庭。

　　世界范围内，最早对安乐死进行事实上除罪化处理的是日本法院。1950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决，提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上的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中的紧急避险行为，不应受到惩罚。

　　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在审理儿子对瘫痪在床、痛苦不堪的父亲，实施安乐死案件时，明确安乐死正当化须具备六大要件：从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技术来看，患者所患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濒临死亡；患者肉体遭受的不堪忍受的痛苦使人惨不忍睹；目的只能是为了缓和患者所谓的痛苦；在患者意识清楚、能够表明其意思时作出真挚的同意；在不存在特殊情况时必须由医师实行；执行的方法在伦理上必须具有妥当性。

　　1987年英国一场球赛中，球迷骚乱造成意外，导致一名伤员，留住医院数年昏迷不醒。双亲痛苦思考，最后向法庭申述，请求让儿子安眠。1992年，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深思熟虑，判决同意这位青年人安乐死。1996年，大法官再次允许成为植物人4年的53岁约翰逊太太，踏上黄泉之路。英国安乐死支持者，大受鼓舞。

　　大洋彼岸的美国，1974年，一位姑娘因服食过量毒品，陷入昏迷，躺在医院里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无法苏醒过来。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止使用呼吸器，使女儿可以安静地告别人间。这项请求遭到医生的断然拒绝，他们选择向州法院上诉。法官虽然满心同情，却囿于法律，爱莫能助。判词提及：“虽然病人的确是在死亡边缘，但绝没有足够的人道动机，使剥夺生命合法化。宪法没有赋予父母权利，结束失去知觉的孩子生命。”

　　安乐死立法，之所以始终未能在美国国会“飞渡关山”。原因在于基督教会一口咬定，认为安乐死违背了生命神圣的原则，罪莫大焉。美国医学会同样站在教会一边，警告安乐死违反医生治病救人的基本义务，坚决反对主动安乐死。担心医生过早地把患者判定为“不治之症”，放弃积极抢救，甚至主动实施安乐死，极有可能阻碍医学进步。

　　即便如此，美国医生帮助病人实施安乐死，不乏其人。1990年，密歇根州绰号“死亡医生”的凯沃尔基安，设计了一部“自杀机器”，为病人注射药物了结生命。他协助130名绝症患者，“愉快”地踏上了不归之路。

　　1998年，他公开将自己替患者，注射致命药物导致其死亡的录影带，在电视节目“60分钟时事杂志”中播出，数以百万的观众目睹了这一“谋杀”实况，举国震惊。

　　“死亡医生”公然挑战法律，代价是被裁定为二级谋杀罪，判入狱10年。判决掷地有声：“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服刑8年后，凯沃尔基安获假释出狱。根据假释条件，他不得继续辅助他人自杀。密歇根州医学委员会，吊销其医生执照。

　　坚持理念的凯沃尔基安，表示：“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不需要医生执照。”重获自由后，他继续活跃在公众视线中，不断通过发表演讲、撰写专栏文章、参加电视节目呼吁安乐死合法化。去年，83岁撒手人寰，功过是非，盖棺犹未论定。

　　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承认：“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人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医生帮助自杀的道德性、合法性与实用性的热烈与影响深远的讨论，我们的意见是允许继续进行这样的讨论，一个民主社会应当允许这样的讨论。”

　　2002年，荷兰“白衣杀手”女护士德伯克，被控在4年多的时间里，注射药物谋杀13名病人，包括蜚声中外的国际法院91岁的中国籍大法官李浩培。自称为病人实施“安乐死”，绝非杀人的她，强辩：“我从来没有谋杀任何人，我的职责是治病救人。”

　　按照荷兰生效的安乐死法律，实施安乐死需具备下列条件：对象必须患有不可治愈疾病，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难以忍受；必须在病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自愿提出死亡请求；必须由正规医生来实施，且必须得到另外至少一位医生认可。德伯克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四年后，阿姆斯特丹法庭下判，将女魔头处以终身监禁。

　　38年前，印度女护士阿鲁娜遭人强奸，链子勒颈窒息，成为植物人。朋友维拉尼多次向医院申请实施安乐死，却不得要领，只好诉至法院。2011年，印度最高法院破天荒裁定，医院可在高等法院监督下，对她实施“被动安乐死”，移走无法医治病人的生命维持设备。

　　荷兰与比利时，世界上唯二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全民享有健康保险，医疗服务水平傲视全球。为避免利益冲突，原则上只允许患者本人，提出安乐死请求。特殊情况下，患者亲属可帮助提出安乐死申请，前提是基于患者本人此前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安乐死必须经过法定程序，由符合资格的医生负责实施，亲友不能“越俎代庖”。

　　对于强调安乐死有利于节约有限的医疗资源、有利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减轻患者及其家人的经济负担的论调，有识之士痛批：此类论证因果颠倒，无视安乐死的正当化理由，只能在于解除患者无法忍受的极端病痛。

　　目前我国远未建立全民健康保险，不宜贸然推行安乐死合法化，以免遭人滥用，剥夺弱者生命权。穷人患病，为解脱对家庭的愧疚感，选择安乐死，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耻辱。生死事大，焉能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