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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日报 要舆论自由还是规则限制？这个日益尖锐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显得尤其突出。 近日，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和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和信息安全工程系承办的“网络舆论与法律规制高端学术论坛”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举行。网络安全保卫、网络信息传播与法律规制等成为诸多权威专家学者热议的话题。 虽然与会者在“自由或限制”的探讨中争执颇多，但一个共识是，如何在网络舆论自由与公共利益中寻找到平衡点，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网络舆论成“双刃剑” “杭州70码飙车案”、“药家鑫案”、“周老虎案”……近年来一些引人关注的事件，均源于网络。 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舆论甚至赶超传统媒体，逐渐成为各种高端论坛的热词。 “从近年的实际情况看，网络舆论有利于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公安大学校长程琳说。 网络舆论在监督一些公共利益事件中确实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还积极引导了一些公益行为，比如由网民发起的“微博打拐”行动，为公安机关陆续开展的打拐专项行动提供了帮助。 但在诸多专家眼中，网络舆论更多地是被解码成一把“双刃剑”。 面对汹涌的网络舆论，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鸿祎感慨地说：“我们既是受惠者也是受害者。” 程琳将网络带来的负面效应总结为：虚假信息泛滥；非理性言论大肆扩散；淫秽信息传播屡禁不止；侵权行为愈演愈烈；网络诈骗问题突出；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舆论蓄意渗透。 多位专家指出，网络带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网络舆论效应，不可忽视也不能忽视。 无明确界限或致“误伤” 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毛新娟透露，对于网络舆情监管，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方主张给予绝对自由；另一方则认为要严管。 “网络舆论中最核心的，我认为是如何平衡言论自由和公共利益。”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说。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李树忠指出，完全保留网络言论自由很难，但可以对网络言论自由实施法律保护，包括设定刑事责任，应该通过宪法授权立法机构来制定规范。 我国刑法涉及网络舆论的有5个“煽动罪”，即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事实罪、煽动民族仇恨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无论从名誉权、隐私权和刑法的规制来看，都应该明确限定犯罪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基于最低限度的限制。”李树忠说。 常年从事网上言论监控工作的湖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总队长熊祯坦言，监控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但这也为网警带来困惑——舆论自由的边界该如何确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翔表示，言论如果没有明确的好坏界限，就可能造成误伤。“由于无法预先判断，所以任何言论都应该先保护起来，然后再根据其与其他社会利益的冲突，决定是否保护。” 在张翔看来，限制言论自由只有两个理由：其一是为了保护他人的名誉权；其二是保护青少年免受不良信息影响。 分管网安工作的吉林省公安厅副厅长任剑波指出，网络舆论自由是一种民主权利，这种发言权要切实得到保障。但也应该防止一味西化，应该适应我国国情。 “在网络舆情中起到负面影响的是少数，所以对网络舆情重要的是保护，而不是过多地限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柳建龙说。 涉网络立法规制很少 据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互联网信息中心处长王涛介绍，我国网民数已超过5亿，如何维护和保障公共信息网络与重要信息网络安全，确保网络虚拟空间的管理权和话语权，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李树忠指出，我国涉及互联网的行政规章很多，但法律层面的规制却很少。 “因此，要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从源头上保障网络监督的可靠与完备，给网络监督一个法治支撑点。”程琳说。 说到法律规制，李树忠对“技术派”人士提出的“事前运用技术预防”观点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对于公民个人网络言论自由，最好还是采取事后追惩制。 这一观点得到了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沈国琴的支持。“法律应是针对行为的规范，而不是针对思想的禁锢。”她说。 还有不少学者主张多措并举。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建议，应将事前实名制，事中监测、评估、预警，事后责任追究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 据了解，目前，公安大学法律系正将网络舆论与法律规制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2010年教育部批准公安大学设立网络安全执法本科专业，该专业已有在校生300多人，专业教师30多位。他们将成为公安网安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记者李恩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