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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7月8日下午,地铁4号线人民大学站A1号出口前,一名男青年正在买假证。 实习生 王慧冬摄
“要办证吗,学生证、毕业证?”笔者刚出4号线人大站地铁A1口,三四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便围了上来。再往前走,孕妇、抱小孩妇女越来越多,单是离校门最近的树荫下,就有10来人在招揽生意。 在坊间,“孕妇、抱小孩妇女”已成为人大东门外的标签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行为人不被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意味着,一些卖证妇女可以长期逃避法律打击。 笔者经过多日调查,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大致特征: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年龄20岁～40岁,来自欠发达地区,丈夫多在京打工且知道她们的职业,本人意识到行为违法但普遍不愿转行。 在卖假证者的聚居点之一小牛坊,常住居民宋女士道出了卖假证者的历史变迁:“原来是江苏人在干,后来河南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再后来,什么人都有了,山东,东北,张家口……” “我们做的事是违法的” 人大东门出门右转不远就是地铁人大站,左转走10余分钟可到地铁海淀黄庄站。两站中间,还夹着两个天桥、两个公交站台、两个十字路口,周围还建有不少商业、娱乐设施。有人说,正因如此,人流多,卖证者才聚集在这里。 在公交站台对面的树荫下,卖假证者刘丽穿着素色上衣,一边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一边招呼着路人光顾自己的“假证生意”。 见孩子哭闹得有些厉害,笔者建议给他吃点东西。只见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仿冒的北京大学学生证往孩子手里一塞,“没事,他只是要玩学生证。”孩子果然安静了下来。 刘丽包内的学生证,有仿冒北大的,也有仿冒人大、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在京高校的,都已盖好印章。刘丽还用一张纸包着火车票优惠磁条,“最近学校管得严,真磁条断货了,这些都是假的。现在100元也进不来真货。” 一位年轻男子给了刘丽一张照片。她拿出圆形模子给照片刻上钢印,就做完了学生证,收了30元。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男子说,他过几天要去外地,拿学生证去景区可以打折,“以前这里卖假证的特别多,天桥上都是,现在少了”。 此时,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过来问:“这玩意也要30元?”“这都是违法的。”刘丽答。 “我拿的,是我违法。” “我们给你做出来,我们也违法。” “这一切都是违法的。”墨镜男笑着总结,随后说:“我要几本毕业证。”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刘丽急忙抢过证件样本,往校门方向跑去,随后拐进旁边的绿化带。笔者赶到时,绿化带里已聚集了五六个妇女,一会儿便疏散开了。 “刚刚有警察。你们没干这行,不懂。”刘丽长长吐了一口气。事后,一位刚来一周的孕妇告诉笔者:双手空空,走路笔直,就可能是便衣。 笔者发现,刘丽所在的这片绿化带有点“玄机”:一处栏杆断了,可通往大街;一处可穿过小树丛,通往人大校门;另一边则通往其他绿化带。泥土里留着好几个脚印、塑料袋。刘丽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催促:“你们买不买证,买完证就赶快走。” 采访中,卖证妇女无一例外地坦言:她们做的事是违法的。尽管如此,在孩子出生或哺乳期满之前,这些妇女很少想过今后如何是好。 初中辍学,18岁嫁人,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在辗转浙江、辽宁、广东、河南等地打工多年之后,来自河南平顶山乡村的张小花今年6月随丈夫来北京投靠表亲。已怀了第二胎的她,这次没有拾起服务员、纺织工等老本行,而是选择加入大学校门的“卖假证大军”。 张小花并非没做过正当职业。因为不喜欢老师,她没读完初中就来到东北,在母亲的介绍下去超市当服务员。后来,父亲让她到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她嫌机器嘈杂,一天都没干。当张小花随做室内装修的丈夫去浙江时,她找了个绣花的活儿。后来,丈夫迷上了赌博,她一气之下回了老家,丈夫只好跟着回去了。 丈夫来京后没出来找工作。张小花只好自己出来赚钱。 思来想去,张小花在老乡介绍下开始卖假证。“超市一般每月1000多元。做这行,卖得好估计两三千元,不好的也是1000多元。”她想,如果失败了,再换丈夫出来打工。 老手一年能赚十几万元 7月1日20时20分,笔者暗中跟随4名卖证妇女坐公交车回家。车驶离市中心1个多小时后,她们在“航天城北站”下了车,随后横穿马路,走向一个村落。 此处叫小牛坊,位于唐家岭以北4公里。进村路上有不少小坑,里面堆着碎石。小路左边杂草丛生,右边多为一两层的小房,墙体略有裂缝,门上钉着木板。 村旁有一个建筑工地。来自四川的陈力就在工地上服务。他说,这里面临拆迁,房租每月只要两三百元,面积大多10平方米上下,不过可能随时得搬走。 王红,38岁,来自河南平顶山,已来北京两年的她与老乡住在小牛坊。在老家,她花20万元买了套城里的房子,13岁的大女儿也在县城读初中了。王红刚来北京时怀有身孕,经老乡介绍,决定卖假证。 王红说她进货可以更便宜。一般学生证进价2元～5元,售价15元～30元不等。毕业证能卖两三百元,如果是能上网查询的,可以卖数千元。“差的一天能赚三四百元,好的时候七八百元。真的,我一年可以赚十几万元。”王红说,房租每月只要300元,如今孩子生下来了,她赚的比丈夫还多。 在圈里人看来,怀孕、哺乳期是干这行的“硬件”。张小花是王红的老乡,她说,她认识个朋友,想干这行但是没小孩,于是找别人借了一个。后来警察把那人抓到了,带到医院一化验,真相大白。结果,孩子被送回老家,朋友被关了起来,“听说至少被判了半年。” 入行不到1个月,张小花就有被抓的经历了。但她的“事业”显然还没“上路”。笔者发现,她早上只卖了两个学生证,同样的证件,别人进价2元,她需要5元。而多位卖证者透露,人大东门外整条街都是同一个老板。至今为止,张小花没接过毕业证的大单子,别人来询问业务,她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们时间比较自由。”张小花说,她们与老板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老板批发,她们进货,然后倒卖赚取差价。“我们的收入不用给老板,也没有统一组织。” 事实上,这只是京城卖假证人群的冰山一角。卖证者透露,还有一伙人在四环附近的学校活动。按照指点,记者在北大南门东侧附近发现两拨卖证妇女,分别来自安徽、山东,共有8人。她们的假证藏在身旁的电动车里,孩子已能走路。 附近有一条300来米的路,地上贴着40余张假证广告。除卖证收入外,她们的老板还会根据效益给提成,如每卖10元给1元。 有人为了卖证十几年中生了6个孩子 王红趁揽活间隙与笔者聊天:“现在他爸上班去了,我抱着孩子在大街上喊,反正也不太累。等孩子能走了,我就不干了。” “不过,我们就不想回家!”王红算了一笔账,“种地,一家能赚几个钱?你说,咱家老公在外面再累,也才挣3000多元。我在这儿吃吃喝喝,一年也能挣十几万元。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带了一床被子。现在的东西,都是来北京后买的。” 王红很崇拜一个老乡。她说,那老乡一直干这个,10来年生了6个孩子,5男1女,最大的今年已经18岁了。“几个孩子生下来,赚了300万元!” 按王红的说法,几年前这行生意很好,一张假毕业证能卖到1000元。现在,一大批人由于利润吸引加入卖证行业,人一多,价格就跌,那种毕业证如今只能卖一两百元。 小牛坊的房东宋清就遇到过以“生孩子+卖证”为业的房客。“有些卖假证的人狂要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宋清在膝盖处比划了一下,“小孩刚这么高,又怀上了。” “我家曾住过一户卖假证的。她养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小男孩,小男孩长得挺好看的,就七八个月大。一次交货的时候,对方说可以帮她抱会儿小孩,结果就把小孩抱走了。他们也无所谓,又要了一个。”宋清有点气愤。 后来,110屡次找上门来,有时还查出不少印章、假证,这把宋清吓了一跳。终于,她对那些卖假证的房客下了“逐客令”。 周围人们的习以为常和警方的尴尬 来来往往的路人养活了这批卖假证的妇女。笔者观察发现,顾客当中有不少学生,有的来自外地,也有的是附近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笔者在校园内随机访问了10余名大学生。他们普遍认为,卖证人的叫卖声很烦,影响学校形象,是不诚信的表现。但是,这些同学无人举报卖证者。他们说:“这是社会正常现象”、“举报了也没用”、“习以为常了,见怪不怪”…… 周围居民也默许了这条利益链的存在。 甚至,一位身穿公司制服的湖北妇女,一边在入口登记车辆进出信息,一边卖起了假发票。她告诉记者,若想办证可以留下电话,她会帮忙与卖证者“搭桥”。 “她们各种证件、公章都有。比如,像你,如果会电工,但没有电工证,工资只有一两千,有证的工资就有五六千元了。”她推荐道。 7月3日,笔者在一位卖证妇女处获得了老板的联系方式。电话中,笔者假称需要5本可上网查到的毕业证,希望带上样本、当面交易。这位名叫“伟嫂”的30来岁妇女答应第二天见面,每本2000元,先付一半定金。时间、地点都由笔者决定。 伟嫂说,这些证件都是自己做的,她的手机号码也已用了10多年,没必要因为这笔生意骗人。 海淀区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官透露,警方曾多次捣毁过假证窝点,房间内一般有打印机、模具等设备。“不过,能上网查的证件,肯定是骗人的。” 其实,警察和城管的岗亭离人大东门不过200米,路人说,这里每天都会上演警察驱赶卖假证妇女的场景。一位工作8年的清洁工告诉记者,他刚来时这里就有人卖证了,每天,他都要拿着铲子清理卖证者贴在地上的小广告,“隔几步就要弯腰一次。” 尽管天天在巡逻,但这位民警感到这份差事做得很憋屈,“追不是,不追也不是。”事实上,卖证妇女也明白这一点:追她们,万一孩子出事,警察要负责任;不追,可他们是警察。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