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近日，湖南宁乡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表示，要建设良序社会，要靠良心保障。他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法则，“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呢？”(7月16日《潇湘晨报》) “良知入法”，又一诡谲的提议。众所周知，法律拥有强制力确保权威，故而通常意义上，“纳入法律”意味着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也有“倡导”的一面，许多抽象的理念式规定，不时出现在法律文本内。 某种意义上，对“法律的倡导性”，学界和舆论远未达成共识。很多人相信，强制性才是法律的魅力所在：法若无强力保障，则无异于浪费立法资源。就功能分工来说，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被人们所信奉……当然，还有些人坚持，法律作为社会治理术的一种，在诞生初期并非定位“禁止”、“惩戒”，指引人心向善、散播美德良习，更是法之要义。岁月流变，法律的“强制性”成为强势标签，不能证明“其倡导性”不值一提，而恰好印证了人类理性的偏执。 如今，马贤兴的提议，连带着由此引发的争议，无疑是对上述讨论的延续。为此剖析是容易的，例如“不具可行性”、“模糊了法律、道德边界”等说法，看似在理。只是，据此就认定可了结是非，未免有些不妥。毕竟无论过去、现在抑或未来，倡导性的法条都不会绝迹于法律文本。“见死不救”，本也牵涉着道德命题，可当下，也有不少法学专家提议“见死不救入罪”。“尊重良知”，岂能因一句“道德和法律不可混淆界限”而pass掉？ 不能转换话题，是基本的话语逻辑。“良知”是否能以倡导性条文的方式入法，与倡导性条文本身该否存在，并不是什么重合的命题。但现实中，很多人恰以反对“倡导性法条”的逻辑，来批驳“良知入法”的提议，这当然难言公平。实际上，力证“良知入法”的种种不合理，本可遵循另外的思路。例如，“良知”作为最被认可的价值之一，不具备“倡导性规范”必须具备的稀缺、先锋等特质——通常意义上，只有“新”的道德，才需以立法的厚重方式，加以确认推广！ 马贤兴的思维深处，或许多少隐藏着下述逻辑，“因为良知稀缺，所以该立法倡导，加以纠偏”。只是，行为的稀缺与认知的稀缺，又是两回事情了。众人皆知良知之贵之美，却不信之行之，其肇因早已超离法律的范围，自然也非立法倡导就可逆转。那么或许可以说，立法万能主义的狭隘，混杂了误判与错乱，最能衍生非议之论。前例既多，“新论”何新？(然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