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京报
宪法学家许崇德回忆现行宪法修改过程，曾在全国进行“全民大讨论”
对话人 许崇德 1929年生，著名宪法学家。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1947-1951年，复旦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51-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80-1982年，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参与现行宪法的草拟。1985年、1988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度任命，担任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8年6月，曾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作法制讲座，开讲第一课宪法。2002年12月26日，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次学习会讲解宪法。 1978年“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可理论层面还没有完全消除文革的“错误”方针，比如“两个凡是”，这导致“78宪法”几乎与“75宪法”一脉相承。“82宪法”强调以“54宪法”为基础，就是要拨乱反正，彻底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 30年来，“82宪法”为保障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提供了法制基础。今后必须在宪法指引下，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82宪法”就是要拨乱反正 “82宪法”强调以“54宪法”为基础，就是要拨乱反正，彻底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 新京报：30年前的今天，你参与修订的现行宪法也就是“82宪法”通过并公布。如今看来，“82宪法”的最大突破是什么？ 许崇德：“82宪法”可以说是我国的第四部宪法，之前还有“54宪法”、“75宪法”、“78宪法”。“82宪法”的最大突破点，就是拨乱反正。 一个国家政权建立后，制宪只有一次，以后都是修宪。“82宪法”本来应该在“78宪法”的基础上修订。但是，主持修改的彭真反复强调，宪法修改必须以“54宪法”而不是“78宪法”作为基础。 “54宪法”作为我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在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精华“75宪法”都丢掉了。1978年“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可理论层面还没有完全消除文革的“错误”方针，比如“两个凡是”，这导致“78宪法”几乎与“75宪法”一脉相承。“82宪法”强调以“54宪法”为基础，就是要拨乱反正，彻底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 首次在宪法中提出保护人格尊严 第一次在宪法中写入“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对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等都做出了规定。 新京报：那么“82宪法”以“54宪法”为基础，做出了哪些重要修改？ 许崇德：“82宪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吸取“文革”教训，针对“文革”时批斗、揪斗、坐“喷气式”、剃阴阳头等侮辱人格的行为，第一次在宪法中写入“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对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等都做出了规定。而且，“82宪法”第一次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放到了前面，作为第二章，突出了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宪法地位。 这次宪法修改，明确了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修改了“75宪法”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军队”等规定，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新增“中央军事委员会”，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此外，还废除了领导人终身制，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也是本次宪法修改的一个重要成果。 “82宪法”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比较少，组织会议比较容易，可以两个月开一次会，而且相当于有了专职代表。 新京报：修订过程中，哪些条款引发了争议？ 许崇德：当时，思想氛围很活跃，提出了很多重大问题，要不要写序言，要不要搞法官终身制、“两院制”，是否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该不该取消检察机关等。比如“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条规定，有人就提出，还要规定公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又有人提出，公民要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单是这个条款，就争论了两个多月。 新京报：这些争议是如何解决的？比如“是否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要不要搞两院制？ 许崇德：“78宪法”没有恢复国家主席的设置。1977年，我参加过一次“78宪法”征求意见座谈会，谈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弊病和恢复设置主席的必要性。有人当时就表示反对，理由很简单：因为毛主席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所以不应当设。”82宪法“，关于设置国家主席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两院制”主要是针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体制改革提出来的。有观点认为，全国3000多名代表，一年才开为期十天左右的一次会，这样的组织体制不易充分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 那么该怎么改？有人提出，一年多开几次会；有人建议，延长会期；有人就提出“两院制”，把代表一分为二，“两院”分别讨论问题，“两院”之间还有制约。这个问题，“82宪法”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比较少，组织会议比较容易，可以两个月开一次会，而且相当于有了专职代表。 反复考量坚持设置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是维护法律的重要武器，不容缺失，只有公、检、法三个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才能避免违法乱纪。 新京报：当时出现了取消检察机关的声音？ 许崇德：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全国检察工作就陷入了低谷。“文革”开始后，检察机关被撤销，“75宪法”甚至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78宪法”沿用了“75宪法”的规定。所以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一些人建议，不设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司法部行使，司法部长是总检察长。认为这样设置，有利于精简国家机构。 但经过反复考量，“82宪法”还是坚持设置了检察机关，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为对于依法治国、民主法治而言，检察功能太重要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是维护法律的重要武器，不容缺失，只有公、检、法三个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才能避免违法乱纪。 修宪“全民大讨论”时长达5个月 从1982年4月到8月底，还进行了全民大讨论，我走了上海、杭州等10几个城市，归纳整理讨论意见。 新京报：这次修宪经过了多长时间？哪些经历印象最深？ 许崇德：从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全面修改宪法，到1982年12月4日表决通过，前后一共是27个月。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后，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一共103人，叶剑英是主任委员，宋庆龄和彭真是副主任委员。后来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一开始只有我们4个人，后来增加到10几个人，一部分人是起草报告，写序言；另一部分人是负责起草条文。我参与的就是具体条目的起草。我们都被集中到了玉泉山，每天从早忙到晚，没有下班时间。每周日回家一次。当年，彭真已经是80多岁了，我记得很清楚，每个周日，我们都走了，他还在加班。 具体条文该怎么写，要请教大众。我们开了很多次座谈会，比如经济制度该怎么制定，就请教了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苏星等人。 草案稿写出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8次，中央政治局也讨论过2次。从1982年4月到8月底，还进行了全民大讨论，我走了上海、杭州等10几个城市，归纳整理讨论意见。我记得汇编成的讨论意见，整整16大本。这样的全民大讨论，“54宪法”也搞过。 27个月，一共改了多少稿，次数多得说不清楚。 新京报：你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也就是“54宪法”以及“82宪法”的制订与修订。对我国宪法有哪些期望？ 许崇德：历史已经证明，重视了宪法，国家就兴旺发达；忽视了宪法，就会停滞不前。30年来，“82宪法”为保障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提供了法制基础。今后必须在宪法指引下，激发社会活力、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新京报记者 王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