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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
从15岁起就做“香”的宫保磊。
2月15日，于建嵘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的家里。 文/片 本报记者 石念军
“他身体这个样子，除了外出讨点钱，还能做什么呢？”宫保磊的父亲宫清运一再向记者表示。 从15岁到34岁，因患先天性脑脊膜炎而终生残疾的宫保磊始终不能摆脱作为“香”的命运。 在皖北地区的方言里，“香”即钱、财宝，残疾儿童可乞讨获财遂获名“香”。带残疾儿童乞讨即为“带香”。 宫保磊第一次成为“香”，是在1992年，年方15岁。父母与他人合伙，“五五”分成他的乞讨所得。当时，“带香”在他所在的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刚刚兴起。至2000年前后达到高潮之时，“寻香”范围已从周边村庄扩至河南开封、山东菏泽等地，“带香”行为更是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产业链条渐次清晰。 如今的宫小村已经并归宫大行政村。根据曾担任宫小村村支书25年的宫传文的说法，“带香”高潮时期，仅有130余户人家的自然村宫小村，即有三四十户人家“带香”，“香”的数量超过百名，宫小村甚至由此获取诨名“瘫子村”。 时过境迁。1998年，村民宫保玉与其父因“带香”在天津被判入狱两年；2004年，村民宫清平因“带香”在广州领刑8年；2007年，邻村村民宫春备等三人因“带香”在深圳分别获刑。 宫传文直言，在宫清平获刑之前，“哪知道‘带香’是违法犯罪”。而至宫清平案发，一场源自公安部自上而下的严打，让宫小村的“带香”产业渐趋萧条。 但显然，震慑作用并不足以吓退所有的人。今年2月6日，在“微博打拐”的热潮中，随着媒体对宫小村的报道再度升温，当地警方在紧急排查中又查获两例“带香”案件，其中一例就来自宫小村。 “带香”之于宫小村从来都不曾间断，变化的，只是数量的多寡。两名多年涉足此行业的村民告诉记者，相对被严查者，还有更多的人在藏匿。 “一个瞎子要饭赚的钱比我们都多” 宫保磊是宫小村“带香”行当中的第一代“香”。那是1992年，他15岁。带他入行的，是宫小自然村的宫清河。 那一年，家有部分外债的宫清河，向“把兄弟”宫效喜诉苦。自1986年便外出乞讨的宫效喜，第一次对外介绍起了自己发家的行当：“带香”。 “他干得最早”，在宫小村民的言谈中，宫效喜是“带香”行当的始作俑者。 因当地派出所要求外出人员一律回乡接受调查，2月13日，宫效喜专程从亳州回村。思维清晰、言谈高亢的他向记者直言，自己在双眼因爆炸失明后，选择了外出乞讨。因在乞讨中发现一个残疾小女孩乞讨所得比他多，两人便开始搭伙。这便是“带香”的起源。村民们见宫效喜乞讨赚钱之后，觉得“一个瞎子要饭赚的钱比我们都多”，便都争着请他吃饭喝酒意图取经，都被他拒绝。 但这一次，宫效喜向“把兄弟”宫清河提到了徐桥的“宏宇”(宫保磊的乳名)，“他屁股上一个大瘤子，残疾得很，要钱肯定多。” “他是我的把兄弟，当然要帮。”宫效喜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有着这层关系，他断然也不会向宫清河传授此间门道。后来，村民宫继胜又主动找到宫效喜搭伙，找来一个残疾儿童，一同外出“带香”。 村民在宫效喜的“发家致富”中看到了家境改善的可能，纷纷效仿。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带香”在宫小村走向高潮。 仨月就还上了2000元的债务 宫保磊进入“带香”行当的那一年，恰好家里盖新房。其父宫清运告诉记者，当时盖房花了5000多元，有3000元是借的。当年10月，房子刚盖完不久，宫清河和宫效喜就带着礼物来到了他家。 “嫂子，让我带着宏宇去福建出门吧。”宫清河开门见山，“家里盖房不是冒(方言，欠)着钱吗，让宏宇坐路边人家给点钱，一个月给你们300元，把账还还。” 为什么愿意让孩子外出乞讨？宫清运坦言，“把账还还”的说法，说到了自己的心里。因为自己心细，是个“欠账之后睡不着、吃不香”的人。但他并没有立即答应，“他(宫保磊)不好弄，大小便失禁”，继而提出由宫保磊的母亲朱贵彩陪同前往，且盈利五五分成。 几日后，宫清河再次登门，双方终于谈妥成行。 “农历十月初六走的，腊月里回来，一家分了2000块钱。”宫清运说。 次年，宫清河再次前来商谈。因合作期间有过不快，朱贵彩不愿意再去，但宫清运主动说服了她。他说，那时候，种花生、棉花、西瓜，一年到头的纯收入也不过2000元左右。而他们第一次出去，仨月就还上了2000元的债务。 宫清河、朱贵彩带着宫保磊第二次前往福建乞讨。但宫清运夫妇称，这一次，宫清河怀疑她私藏了部分乞讨所得，双方就此闹翻，再未合作。而此后他们不仅再未将孩子“外租”，更未主动带宫保磊外出乞讨。只是在前往河南、湖北等地为朱贵彩看病时，宫保磊又有过乞讨行为。 什么样的孩子可以做“香”？ 从人到“香”，对于那些残疾儿童而言，并不单单是身份的转变，更是心灵扭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孩子完全被工具化了。 什么样的孩子可以用做“香”？ “小儿麻痹症的小孩最好，细胳膊细腿的，让人一看就心疼，最容易引得城里人同情。”几位曾经“带香”的村民都这样提到，他们当初所租赁的“香”均为小儿麻痹症患儿。 而据宫传文、宫效喜等人向记者介绍，当时，河南开封、商丘等地农村，因小儿麻痹症患儿较多，很多“香”即来自那里。当地人对此未经证实的猜测是，当年不可靠的防疫情况导致了当地小儿麻痹症患儿的密集出现。 宫效喜等人同时提到，当时对“香”的旺盛需求，也直接催生了职业中介的出现。 一个例子是，1998年，宫小自然村村民宫孝义(音，已故)也动了“带香”的念头。 “一开始，找了几遍也没找到小孩，找了个残疾的60多岁老头回来。”其长子宫保玉告诉记者，当父亲把这个残疾老头一带回家，就遭到了众人的嘲笑，“带个老头出去肯定讨不到钱。” 当年“香”的紧缺，由此可见一斑。“带香”的鼎盛，亦不难想象。 并未作罢的宫孝义送走残疾老人之后，便经人介绍，在河南农村找到了两个差不多十四五岁的小儿麻痹症男孩，并以250元/月的价格，预支了半年的租金，带回宫小村。 带回宫小村是进行培训吗？宫保玉说，哪有什么培训？不过是用轮胎内胎包裹住孩子的屁股让他们在地上挪，或者坐在木板车上滑，然后敲打着缸子，根本不用说话。在天津，两个孩子由宫孝义、宫保玉父子一人带一个，沿街乞讨。 此外，“带香”行当的竞争并不亚于任何一则商业故事，“开创”这一行当的宫效喜在“带香”时，就曾一连被挖走了三个“香”。 因此，被带回家的“香”，往往会被严加看管，禁止接近其他村民，以免被挖墙脚“跳槽”。他说，有了“香”就能赚钱、多带一个“香”就能多赚一份钱，很多人为此费尽心机。 “300多元救助金，这够买馍吗？” 是什么让宫小村人选择了“带香”？又是什么让“带香”久盛不衰？ 是贫穷所致吗？1983年即担任宫小村村支书的宫传文对此断然否认。他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宫小村的经济状况在全镇当中便属中上游，若是因为穷而“带香”，其他更穷的村显然更有理由。事实是，是宫小村发明“带香”之后，其他村才攀着亲戚链条，跟随走上“带香”之路。 但村民对此显然有另一套说法。 “他身体这个样子，除了外出讨点钱，还能做什么呢？”宫清运一再向记者表示，当初同意孩子外出乞讨实属无奈。而眼下，他最希望当地政府能给他们出一纸证明，然后光明正大外出乞讨。 在宫清运夫妇的眼中，外出乞讨，是宫保磊目前唯一能够实现的谋生手段。“去年，头一年，政府给了300多元的救助金……这够买馍吗？”宫保磊说。 宫效喜同样陈述自己是在2008年才开始领取每年几百块钱的救助金，此前，双目失明的他没有得到任何救济。 在他们看来，恰恰是政府救济的缺失、乡村生活的贫瘠，日渐催动着人们对“带香”这一谋利手段的认同。在采访中就有不少村民为“带香”开脱，认为很多残疾儿童家长并不排斥让孩子做“香”———一来可以减轻自身家庭的抚养负担，二来可获或多或少的收入。这样的声音，在宫小村及其周围村庄并不难听到。 熟谙这一行当的宫效喜甚至提到，有些残疾儿童的家长，因担心贸然入行“通不开路”，也会先行将孩子对外租赁，然后转而自立门户“带香”。这一点得到了多名涉行者的印证，被指并不鲜见。 甚至于被引入这一行当的孩子，对此竟也有认同。 据太和县警方介绍，现年61岁的宫集镇集南村村民宫春风，2006年以4000元价格从马集乡西张村张庆林手中买下其养子———5岁残疾男童楠楠，当年10月起伙同其妻随继荣长年带该男童在湖南岳阳、长沙、怀化等地乞讨。作为交易筹码，宫春风分5次付给张庆林现金共计2万元。2月6日(正月初四)上午11点半，警察带走了宫春风夫妇和楠楠。当晚10点多钟，张庆林亦被警方带走。楠楠随后被送回马集镇西张村。 但耐人寻味的是，楠楠并不愿意回到张庆林家，也不叫张庆林爸爸，而是称他“傻×”、“二杆子”。相比“太脏、太臭，房子也不干净”的张庆林家，他更愿意呆在宫家。 宫小村外也有人“带香” 在这一轮的“微博打拐”热潮中，太和当地警方加强了排查。“未发现有拐卖儿童的集团和据点以及泼硫酸、铁笼子训练等残害儿童的行为。”太和警方在排查后通报。 相比在网上热炒的《调查：安徽阜阳拐卖虐待儿童成风 硫酸烧脸毒打致残》一文，当地涉足带香行业人士向记者反映，拐卖儿童、伤害健康儿童致残用以乞讨等现象在当地“带香”中并不存在，“都是到处买卖租赁”。太和警方的另一统计数字印证了这一点，2004年以来，该县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21起，解救被拐卖儿童24人。“但这里面有很多儿童是卖给别人当子女的，而不是去行乞。”警方说。 但有“带香”者承认，“要说打几巴掌、饿几顿饭，那是常见的。” 让宫小村民愤怒的则是远扬的“臭名”。记者在村内调查的两天里，包括宫传文、宫春燕两任村支书在内的多位村民均证实，在宫清平案发之后，宫小村“带香”的人已经大幅减少。只是由于周围一些村庄的“带香”者，在被盘查时也都宣称来自宫小村，才使得宫小村一直恶名难除。至于现在村里还有多少带香人，村民们的说法并不尽相同。其中，有涉足其中者提到的数字为10人左右，这也是村民说法中最高的。 现在的宫小自然村约有700人，其中有200多人在外打工。宫春燕介绍，目前村民人均年收入约4000元，收入来源则主要靠劳务输出和烟草种植。在他看来，随着就业途径的多元化和收入的提高，“带香”最终会消失。 但就在“带香”在宫小村变少之际，我们在调查中则发现，在其附近的一些村庄，比如二郎乡的孟各庄、后小庄等地，也有人从事“带香”。同时，虽然调查没有发现“关笼子”、“泼硫酸”等虐童行为，但据知情人透露，作为“香”的残疾儿童的权益实难称得上有保障。 或许，业已隐匿的“带香”行为背后有更多真相等待揭开。 中止其监护人资格，甚至剥夺其监护人资格，交给民政部门设立的福利机构抚养。此外，还应确立国家监护制度，加大对儿童的福利保障力度。 于建嵘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议案的拟定上，期望在两会时通过一些新的立法来推进禁止儿童乞讨的工作，“这依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必须得做。” 而另一方面，于建嵘仍然对“随手拍照”行动本身持有很高的热情。他还在不停地转发来自各地的乞儿信息，并联络各方力量进行解救。同时，一个关于乞讨流浪儿童的资料库正要建立，而壹基金与华民慈善基金会已经发起“壹基金救助乞讨儿童专项基金”，持续资助救助乞讨儿童的行动。其中，壹基金承诺第一期将投入至少20万元作为启动基金，而于建嵘、薛蛮子、韩红等发起人每人也将捐助1万元。 只有制度层面的完善才能最终解决乞讨儿童问题，这是于建嵘考虑的重点，邓飞对此表示支持，但他仍要继续进行微博打拐。“找到一个被拐卖的孩子，你都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成就感。” “于建嵘老师准备从制度层面考虑消除儿童乞讨，但术业有专攻，我只是个记者，我能做的是追踪儿童乞讨的个案，”邓飞说，“说实话，不管是微博打拐还是解救乞讨儿童，都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过程，单靠某一方的力量都不够，于建嵘老师、我，我们都只是跑好自己这一棒，然后再交到相关部门的手里。”虽然成功找到了被拐孩子彭文乐，但邓飞知道，自己和所有参与者一样，都只是这场接力中的一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