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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庭审现场】之三 唐肖林的证言：华明辉公司张文胜和我们又共同协商寻求解决办法，我提议找薄熙来省长帮助协调，张文胜表示可以。2002年4月份，我给薄熙来起草了一份关于启动大连大厦建设的报告，当时我拿着报告去沈阳市友谊宾馆薄熙来的住处找的他，我将建大连大厦遇到的困难向薄熙来做了汇报，并将报告交给了薄熙来，他看后表示同意，就在报告上给深圳市市长于幼军签了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让于幼军市长对此事予以支持。拿到薄熙来签字的报告后，我们又以大连市政府深圳办事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请求启动大连大厦项目的报告，两份报告一起呈报给于幼军市长，经于幼军市长签批后，我们的项目很快就启动了，具体的手续都是张文胜和我们大连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宋振军具体办理的。2004年底项目竣工，起名为求是大厦。这个项目，我们与张文胜的公司按13%和87%分成，我们大连国际公司赚了1600万人民币外，还有三套房子，华明辉公司张文胜给我个人好处费200万元人民币、1万美元，然后我给了薄熙来8万美元。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时任大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陈立新的证言；出示了原大连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负责人黄子茂的证言；深圳市华明辉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胜的证言，主要证实了为合作建设大连大厦，与唐肖林商量找薄熙来帮忙并以大连驻深圳办事处的名义起草了报告，薄熙来在报告上签给了深圳市市长于幼军，事后给唐肖林个人200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好处费；出示了大连国际有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宋振军的证言；出示了时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于幼军的证言主要证实，薄熙来在大连驻深圳办事处报告上给其写过对大连大厦进行支持的话，其在大连大厦报告上予以批示的事实；出示了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调研员吕迪的证言、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郭仁忠的证言，证实了落实于幼军市长批示的过程。审判长，该组证据出示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谢谢审判长。我简要说几句，第一、刚才公诉人提出的证词证言都是外围证言，绝大部分都是外围证据，与本案关系不大，不能证明我有罪，这只是行走的公文而已。第二，唐肖林的证词是一面之辞，这个人在他的供述里面，他自认十多年前在大连大厦建设上、汽车指标申请上进行了欺骗，倒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贪腐分子和经济骗子，只是当时他完全掩盖了这一点，没有被我识破，我被蒙蔽了而已，我以为这都是公事，我也就公事公办了。对于一个十几年前的骗子、贪腐分子今天说的话，今天我认为是不可信的，他十几年前能骗，今天仍然可以骗。我还有一个证据，他实际已经犯了贪污受贿行贿的大罪，他实际上是想以此立功减刑，实际上他就像疯狗一样乱咬，以此立功。这件事的核心问题是唐肖林欺骗隐瞒了两件事情的主要情节，这本身就是唐肖林实施的阴谋，十几年前运作的阴谋今天拿到法庭作证，我认为这是亵渎法庭的神圣。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辩护人：一个是关于大连大厦的建设和批复，另一个是送钱，我认为最好能分开。 辩护人：有关大连大厦公司，被告人也讲黄子茂，刚才没有读他的证言，他的证言中讲了一些话，和被告在法庭上能印证。他说在2000年左右，我曾向薄熙来提出大连驻深办资金紧张，而且驻深办也没什么意义，如果市政府没有能力养活这个机构，不如把这个机构撤掉。这与被告人庭上讲的意见是一致的，由于公诉人出示证据太多，我希望先就大连大厦土地规划和建设出示证据，然后就钱的问题再出示。 审判长：关于送钱的问题稍后再调查。 辩护人：就唐肖林本人证言内容来看，我方有疑问：第一，在整个证言里面未提出他与张文胜是提前如何商量大厦建设及分成的事，这点未与被告人讲过，赚钱后张文胜如何把钱给其个人的，也未对被告人讲过，关于证人张文胜自己的证言也能证实这一点，其与证人如何商量建设大厦，如何向唐肖林行贿的事情从未与被告人说过，唐肖林本人也未讲过，而且这个钱是给唐肖林个人，被告人并不知道。就连大厦竣工之后，按唐肖林的说法大连驻深办取得了钱款。强调一下，唐肖林找被告人给张文胜批示是为了大连公司驻深办。 公诉人：公诉人在出庭举证之前已经说明关于收受唐肖林贿赂的事情我方将分别举证，下面我方将专门对收受贿赂进行举证。关于辩护人所提大连大厦无正当利益的事情我方并未提。关于建设大连大厦大连国际获取的钱款，请辩护人注意。对被告人提出的辩争，说唐肖林证言不真实，首先从出示唐肖林证言来看，其有数份证言有七笔证词，我方在以后还将播放录像，证人的证言非常稳定，并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被告人也说了与唐肖林的工友关系，而且其也未否认唐肖林为建设大连大厦的事找过他，唐肖林对给予被告人钱款的事实是否客观我方以下证据可以证实。如果认为唐肖林自己有问题就否定其证言是不客观的，根据在案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证言是可信的。即使是公事公办，被告人也有收受了唐肖林贿赂的事实，唐肖林作为大连国际的总经理、负责人，其本人与大连国际两者本身就密不可分，仅因与被告人的老感情，唐肖林才能找到被告人，并且答应了他所提出来的请托事项，即便是公事公办里面有对公的成分，但不能否认被告人为唐肖林谋取了利益。唐肖林获利之后又给予了被告人钱款，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是被告人所辩称公事公办，也不影响其犯罪的过程。 审判长：被告人有无陈述？ 被告人：第一，刚才公诉人讲他们并未说我为唐肖林谋取个人私利，但是谋取利益，我是为了国营企业窗口单位来推动他的发展。第二，唐肖林从趋利避害的角度也会诬害我，既然他与我感情那么好，为什么不将底子漏给我，这本身说明他对我并不好，如果他真是对我感情亲如一人，为什么不把所有的这几件事情的阴谋告诉我呢？我觉得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只要他对我指控就会减刑，唐肖林检举我符合检举立功的条件，唐肖林怎么不可能诬陷我来趋利避害呢？ 辩护人：被告人当时根本不知道唐肖林会从中获利，公诉人刚才说公司和个人是不可分的，这样判断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民营企业，公司和个人是可以不分的，但本案中现在的公司是国有企业，公司和个人是要分开的，公司营利1600万元这就是国家的钱，个人和公司不能混为一谈。当时被告人也讲过不能把给公司的利益说成给唐肖林个人的利益。 公诉人：公诉人要求补充发问。 审判长：可以发问。 公诉人：被告人对唐肖林的证言极力否认，而且把唐肖林说成是骗子，说成是为检举他而达到立功目的，这些说法有的是被告人自己的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还有，被告人说唐肖林检举他，这不是事实，我们公诉机关宣读唐肖林的证言，是依法取证，是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任何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唐肖林作证时，司法机关也已明确告知他作证的义务，因此唐肖林的证言是合法有效的，唐肖林的证言不仅在取证程序上合法，而且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也就是说，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对刚才辩护人及被告人一再强调的唐肖林谋取的利益是私利还是公利的问题，公诉人要说的是，根据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构成受贿罪，这个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既可以是合法利益，也可以是非法利益，不要求必须是为对方谋取非法利益才构成受贿。刚才辩护人强调，这个利益到底是给唐肖林谋取的，还是给大连国际公司谋取的，刚才公诉人已经做了解释，起诉书指控的也已很清晰，唐肖林作为请托人向被告人提出明确的请托事项，一是将大连驻深圳办事处并入大连国际，然后再利用驻深办原有的土地进行开发，这就是为唐肖林谋取了利益，此外，后面还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受唐肖林请托倒卖汽车配额的事，对此，公诉人之后也会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被告人：审判长，我有话要说。 审判长：可以发言。 被告人：刚才公诉人讲我说唐肖林是骗子的事是我的猜测，对此，起诉书也已写的很清楚，唐肖林在大连大厦上是倒卖谋利，他在汽车配额上是倒卖，这个本身已经是明白无误的证实了唐肖林本身就是个骗子，就是个投机倒把分子，我说他是骗子这并不过分，因为有证据摆在这儿。刚才公诉人讲，不管被告人为唐肖林是为公，还是为私，之后收钱都是构成受贿的，这犯罪链条的形成在法律上能不能这样理解？还有，请托人给我说事的时候，我是否能知道他是为私还是为公，唐肖林当时其实在背后是有阴谋的，但如果我不知道他是倒卖，那么这个链条是怎么接起来的？ 辩护人：公诉人谈到的受贿罪牟利的说法，我认可这个说法，但是本案的事实是被告人根本没有牟利，唐肖林的请托都是为了他个人。 公诉人：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主要由书证组成。 1、出示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2011年4月出具的《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简介》见补充侦查卷第3卷第57一58页。 2、侦查部门在大连市档案馆提取的，大连市人民政府任免通知。 3、《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4、侦查人员于2013年5月21日调取的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关于将深办并入大连国际的请示》，见补充侦查卷第3卷第69页。 该材料有薄熙来1999年12月4日的批示，“请永金、昌明同志研究，拿个意见，原则上我同意，是个办法，可以深港配合。” 5、侦查人员于2013年5月21日调取的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与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0年3月2日给薄熙来的报告。见补充侦查卷第3卷第70页。 该份材料显示，遵照薄的批示，2000年3月2日，永金副市长、昌明副市长又召集立新秘书长、国安主任、永成副主任和大连国际唐肖林副总重新听取了汇报并建议：深办并入大连国际成为大连国际一个组成部分，深办现有人财物成建制划归大连国际。……薄熙来于3月4日批示，“同意”。 6、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2年11月8日出具的《清况说明》见侦查卷第15卷第81页。 7、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启动“大连大厦”建设的报告》签批件，薄熙来2002年4月24日的批示和时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于幼军的批示，见侦查卷第17卷第53一54页。薄熙来批示是“幼军市长：深圳有关方面对此事一直十分关照，目前大连的同志希望尽快将其启动起来，望您予以支持为盼。我作为市长时未能将其做成，也是一大遗憾。详情由大连驻深圳办的同志去汇报。” 8、大连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关于请求启动“大连大厦”项目的报告》签批件，见侦查卷第17卷第54一55页。 9、下面公诉人出示以下书证： (1)深圳市华明辉置业有限公司、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驻深圳办事处签订的《合作兴建“大连大厦”合同书》，见侦查卷第19卷第39一53页。 (2)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发放的编号为“深规土规许字(1996)第0135号”《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见侦查卷第17卷第33一35页。 (3)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发放的编号为“深规土规许字01一2002一0088号”《深圳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见侦查卷第17卷第41页。 (4)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局编号为“深地合字(2003)第0005号”《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上述书证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唐肖林的大连国际公司谋利的事实。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我认为这组证据、书证都是客观的，但这些证据和我犯罪关系不大，都属于外围证据，而且我做的批示都是例行公事。我对大连国际我愿意支持，因为我是大连市长，我对唐肖林的使用也认可，因为当时我没有识破唐肖林的背后阴谋，我认为这个人还是能干点事情的，所以我也表示了赞成。所以这些批示我都认同，有这些文件的存在。 审判长：辩护人有无异议？ 辩护人：对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意见。我表达三个意见，第一，刚才出示的书证中有一个是华明辉公司与大连国际的合作合同，合同中可以反映大连国际公司要占获得的13%。第二，所有的书证，尤其是深圳规划土地、国土部门的一些批准文件，说明是正常批准的项目。第三，我不同意公诉人刚才最后总结的，说上述书证证明了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唐肖林的大连国际公司谋利的事实，大连国际不是唐肖林而是大连市政府的，为公司牟利并不是为唐肖林牟利。 审判长：公诉人有无答辩意见？ 公诉人：刚才被告人对证据本身没有异议，在此不予答辩。对于辩护人认同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也不作答辩。刚才辩护人所提，不同意公诉人总结的上述书证结合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薄熙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唐肖林大连国际牟利益的事实。答辩如下：结合公诉人宣读的证人证言，已明确证实了唐肖林为建大连大厦，首先要接管驻深办，于是找了薄熙来，薄熙来给予了帮助，让他写了一个报告。而上述这些书证恰恰印证了唐肖林这一过程。 审判长：对双方的意见本庭已经听明白，并记录在案。 辩护人：刚才公诉人称书证可以反映唐肖林要将驻深办合并至大连国际，但黄子茂证言已经说了，是干不下去了。 被告人：我补充一句，刚才公诉人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唐肖林为了获取利益，第一步先申请驻深办，拿掉了驻深办再来申请用地。第三步他就牟利了，所以我就受贿了。实际上这个链条根本连接不起来，申请驻深办和大连国际合并，是有合法理由的，而且黄子茂也提出来了，而且大连国际建大连大厦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顶多我没有眼光，当时没看透唐肖林的阴谋，但所有的这几件事都是正常合理的。 审判长：下面由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被告人薄熙来原有的供述、亲笔供词及自书材料。见侦查卷第三卷71第90页，侦查起诉卷第20页。上面几份证据证明内容基本一致，公诉人仅宣读其于2012年7月26日自书材料节录。 2002年，当时大连驻深圳办事处与大连国际已经合并，迫切希望启动“大连大厦”的建设。记得唐肖林曾到省政府找我，并给我一个报件，谈到深圳市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划给大连一块地，并保留至今，很不容易，大连应尽快行动起来。希望我将此件批请深圳市长于幼军给予支持。我同意并批转了。于市长很重视，不久就协办好了。宣读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薄熙来对这组证据有无异议？ 被告人：有这个事情，这个我刚才没有太听清楚。 审判长：请公诉人再次说明一下。 公诉人：公诉人刚才向法庭出示的是被告人薄熙来原有的供述、亲笔供词及自书材料，刚才主要说的是证实的内容及其中的节录。 被告人：没有说是钱的事儿吗？ 公诉人：没有。 被告人：那行，那就可以。 审判长：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为唐肖林申请进口汽车配额提供了帮助的事实，向法庭出示三组证据。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该组证据由证人唐肖林、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时任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驻大连办事处姬巍、时任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副厅长吴江、时任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机电办主任等证言组成。 1、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唐肖林证言，唐肖林对该事实在侦查阶段共有5份证言及2份亲笔证词，分别见侦查卷第6卷第17、32、59、64、67，第7卷第2页，补充侦查卷第5卷第30页。 鉴于证人唐肖林的多份证言及亲笔证词证实该部分事实的内容基本一致，公诉人仅宣读证人唐肖林2012年10月24日证言节录，侦查卷第5卷第41页。 2002年上半年，我们大连国际公司原来的员工姬巍(当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公司)对我说：现在市场上倒卖进口汽车配额比较赚钱，能不能批一些进口汽车的配额，薄熙来现在是省长，夏德仁是主管汽车进口指标的副省长，你去批最有方便条件了，这事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我说：你准备申请材料，我去试试吧。有一天，我去沈阳友谊宾馆薄熙来住的别墅给他送东西，临走的时候，我跟薄熙来说：明天我想找夏(指夏德仁副省长)批一些进口汽车配额，你跟他打个招呼。薄熙来说：行，你直接去找他就行。第二天，我拿着进口汽车配额申请去省政府，在夏德仁的办公室，我说：夏省长，有个进口汽车配额的申请，麻烦您给批一下。夏德仁什么都没有说，当场就在申请上审批签字了。夏省长当时签批的原话我现在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让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吴江具体办理。我表示感谢后拿着批文就离开了。回来后，我告诉姬巍夏省长给批了，并给他看了批件。过了十多天，我和姬巍一起去沈阳找的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吴江，当天中午我们在一起吃的日本料理。吃饭过程中，我把夏省长的批件拿出来给吴江看了一下，吴江简单的看了一下，说这件事他知道了，让我们先等等。吃过饭之后，吴江副厅长领我去了省外经贸厅见了一个女的，是机电办的主任，具体名字我现在记不清了，吴江副厅长指着我向机电办主任介绍说，他是来办理进口汽车配额的事，是夏德仁副省长介绍来的，一定要办好。 又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吴江副厅长给我打电话说：你们上报的公司不具备申请进口汽车配额的资质，你们的配额已在大连汽贸公司解决，你们去找这个公司的副总孙立克就行。我对吴江表示感谢后就挂了电话。我将情况告诉了姬巍，让他去大连汽贸公司找孙立克副总经理办理。后来这件事就办成了。大约是2002年8、9月份，姬巍到我办公室送给我85万元人民币，钱是用一个深色的纸袋子装的，都是百元票面值的，10万元一捆，一共是8捆，还有一些散的，1万元一把，一共是5把，总金额是85万元。当时姬巍对我说：进口汽车配额的事办成了，这是给你的钱。我将钱收下之后，又将这些钱陆续分几次给姬巍让他帮我换了一些美元，一般每次换2、3万美元，加上我自己手里已有的一些美元，一共凑了5万美元，我送给了薄熙来。 2、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时任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夏德仁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2一9页。主要证实，薄熙来曾让其对唐肖林多给予支持，安排省外经贸厅主管汽车进口配额的副厅长吴江具体为唐肖林办理进口汽车配额的事，自己也做了批示。 3、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时任大连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驻大连办事处业务员姬巍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27一34页，主要证实：因知道唐肖林与薄熙来个人关系比较好，与唐肖林商量找薄熙来帮忙批进口汽车配额，办成后获利，给唐肖林人民币85万元的事实。 4、下面出示一组证人证言 (1)公诉人出示证人时任辽宁对外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平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42一49页。 其证言主要证实，姬巍想用他公司的名义申请进出口汽车配额指标，整个申请过程也都是姬巍和唐肖林出面具体办理，并告知其和有关领导都打完招呼了，他们当时找的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姬巍介绍过唐肖林与薄熙来关系不一般，就同意他们用辽宁对外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去申请进口汽车配额指标。 (2)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人时任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副厅长吴江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12一16页；时任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机电办主任郭秀芬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18一26页。 两人证言主要证实，按照夏德仁的安排，让机电办主任郭秀芬为唐肖林办理了审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手续。 (3)公诉人出示证人时任大连汽贸公司副总经理孙立克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36一40页；大连保税区百事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世岩的证言，见侦查卷第13卷第51一54页。 两人证言主要证实，2002年8月份，辽宁省机电办郭秀芬主任让大连汽车工业贸易集团公司替姬巍申报了24个进口汽车配额，申请下来后姬巍让把这24个进口汽车配额给杜世岩的百事佳公司使用。按照市场行情，杜世岩支付给姬巍105万人民币。 审判长，该组证据出示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第一，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言可以说95%以上均是唐肖林自身运作的过程，与我无关，与本案无关。第二，核心问题是我不知道唐肖林在倒卖，包括大厦的事包括汽车指标的事我都不知道他在倒卖。第三，我对夏德仁打招呼，我记不清这个情形，但是我坦率的讲，我对夏德仁讲过应支持大连国际的发展，因为这是大连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我对大连有感情，我当然愿意大连的事情做得越红火越好，所以我认为夏德仁应予以支持，但具体的汽车指标是否跟夏德仁说过我记不清楚了，以夏德仁证词为准。 辩护人1：第一，唐肖林当时只是口头说，并没有拿着文件，没有拿着指标申请进口汽车配额，实际上被告人薄熙来也是没有见到过什么公司申报进口汽车配额，被告人当时同意，只是因为当时唐肖林所在的大连国际公司是大连政府的窗口公司，被告人认为唐肖林是给大连国际公司办事；第二，被告人当时到底有无给夏德仁打过招呼，被告人讲自己说现在已记不清给相关负责的省长夏德仁打过招呼，夏德仁的证言自己也称时间太长，记不清了，其也只是说被告人当时给其讲过让其给唐肖林予以支持，但夏德仁在后面的证言中又说，被告人薄熙来当时是其的省长，且大连国际公司是大连的窗口单位，也应当支持，打没打过招呼两个人现在都记不清了，辩护人认为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2人都是从支持大连国际公司的发展角度来批准唐肖林汽车配额的。第三，至于在具体的过程中，唐肖林偷偷地用其他公司申请配额自己赚钱，被告人和夏德仁都不知道，都是唐肖林自己偷偷干的。第四，整个唐肖林收钱的过程，都是汽车卖完后，在2002年9月中下旬，杜世岩的证言说，他拿了105万元给了姬巍，姬巍后把85万元给了唐肖林。 辩护人2：关于唐肖林证言的真实性，在之前已经提到，辩护人认为其证言真实性，因为取证形式不合法，值得怀疑。第二点，唐肖林在其证言中，第一证明不了被告人知道他要从中谋利的事实，第二他也证明不了被告人是不是给夏德仁打过招呼，他只是说可能打，仅是一种推测，这种猜测是不可靠的。姬巍的证言虽然能证明事先唐肖林有预谋，但证明不了被告人知道这一事实，也证明不了被告人知道他们倒卖汽车的事实，被告人都是不知道的。 辩护人1：对于申请进口汽车配额，唐肖林并没有给被告人讲过你给夏德仁打过招呼后，我办了这件事后，会感谢被告人之类的话，以及刚才休息之前提到的唐肖林去找被告人时，也没有讲过办了这件事之后，唐肖林会给被告人好处，以及将来会感谢被告人之类的话，唐肖林在两件事上都有这种解释。 审判长：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诉人：公诉人要求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该组证据主要由书证组成。 1、出示辽宁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2012年9月26日出具的关于大连汽车工业贸易集团公司申请进口汽车配额的情况说明，见侦查卷第14卷第1页。 2、出示孙立克工作日记，记录了其公司2002年获批进口汽车配额的情况。见侦查卷第13卷第127页。 3、出示：大连保税区百事佳国际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使用进口汽车配额的《许可证明细表》、《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进口许可证》、《货物进口证明书》、《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销售发票》、现金日记账，见侦查卷第13卷第54一59页；海关货物报关单、机动车销售发票等，见侦查卷第13卷第60一126页。 上述书证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证实24个汽车配额审批、倒卖情况。 审判长：该组书证出示完毕。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我完全不了解，这个也不是省长市长需要了解的情况。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辩护人：这组证据被告人讲了他没有参与，和他没有关系。我们不发表意见。 审判长：公诉人继续举证。 审判长：被告人对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否有异议？ 被告人：这个事情待会我要结合我自己之前曾经违心认可的事情一块向法庭说明，我要把为什么当时我违心地认可这个事情结合起来讲，所以我现在不必在这里再重复了。这些情节简而言之是办案人员给我的提示，我当时有机会主义，有软弱。 审判长：辩护人是否有异议？ 辩护人：被告人对之前自己在侦查阶段笔录有意见，包括对其这个自书材料，这个材料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大连国际公司并不是这个其他的公司，二是被告人讲给夏德仁省长打过招呼，根据夏德仁的笔录对比，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当时是没有打过招呼的，这个记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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