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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婚变中的失德者受到惩罚，就是在保护每一个向往稳定婚姻生活的人的权利。 前不久，影星王宝强的一篇离婚微博占据多家媒体头条，刷屏了微博朋友圈，也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针对婚变中失德者的谴责风暴。数月之后，余音渐远，王马婚变事件也随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受理，由第一季的道德舆论进入了第二季的法律审判。 在古代，两性关系中的失德者会因之付出沉重代价。早在周代，《尚书》中便有“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唐律》不仅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而且就连“谋合奸通之人”也要入罪。在国外，《摩西法典》《摩奴法典》等对通奸女性会处以石刑、兽刑等。1871年德国刑法规定“因通奸罪而离婚时，犯罪的配偶与相奸者各处6个月以下轻惩役”。 在如今的社会生活中，婚姻失德的成本已大大降低。道德似乎很难再成为务实者的心坎，舆论也很少对寻常百姓构成压力，法律也因底线太低标准太高而难以惩前毖后。就在这一真空当中，婚变中的受害者追悔莫及，而婚变中的失德者却满载而去。 不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虽然上帝已经让步，礼教已然退场，但是来自平等的他人、所处的组织和整个社会的规训从来未曾离开、也离不开个人的生活。伤害他人的行为不会为社会上任何潜在的受害者所允许，包括同为潜在受害者的施害者本人。出轨，只有在不被婚姻另一方认为受到了伤害、不使一个和睦的家庭分裂、不助长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才有理由不被采取措施遏制。而当这一私人问题成为每个人都可能面对、却不愿遇到、而又无法自力制止的麻烦时，公权力就有责任、有必要提供匡范的服务。遏制应是社会规则，而宽恕只是个案选择。 当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社会。摆在面前的难题是，人们的需要有时是相异甚至相悖的（有的认可婚姻规范，有的反对婚姻义务），相互矛盾的需要可能同时存在一个人身上（既想限制别人，又想放纵自己），人和人的承受程度也千差万别（有的人认为无所谓的事情对其他人可能非常严重），而且具体情况又错综复杂（家长里短又对错轮回）。那么，如何遏制，又怎么救济？ 其实，在社会长时间的碰撞摸索中，我们已经形成了基本的解决框架。一方面，社会提供了“结婚”和“不婚”两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它为向往稳定的两性关系的人提供婚姻制度，以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对抗婚姻风险。同时，它给予不认同这种有限制的关系模式的人以不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法律遵守不告不理的自诉原则，受侵害的一方如果介意，则可以拿出证据提起诉讼，不介意则可不起诉，法庭只救济自认为需要救济的受害者。此外，法律为这种失德者的侵害行为设定标准，只有几种直接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失德行为才应付出代价。 然而，这套解决框架的关键就在于确保婚变中提出救济的受害方得到救济、让婚变中的失德者受到惩罚。否则婚姻制度将失去约束力，“结婚”与“不婚”的二元选择将解构，向往稳定婚姻模式的人将无项可选。正如任何人进出不受限制的房间无异于公共场所，如果限制普遍失效，那所有渴望拥有家的人都将无家可归。 婚姻制度是向往稳定婚姻的人需要捍卫的家园，让婚变中的失德者受到惩罚，就是在保护每一个向往稳定婚姻生活的人的权利，就是在维护人性复杂又价值多元的社会的共生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