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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见义勇为却惹上纠纷的事情并不少见。首次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规定：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6月28日《长沙晚报》） 见义勇为是高尚的道德，但义举本身可能有风险，造成见义勇为者权利受损，有时甚至会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相应的还衍生出医疗、就业等关联的经济负担。所以，见义勇为并非一句道义那么简单，对于被保护者如果只是“大恩不言谢”，必然使得见义勇为的社会价值失血贬值。现实中，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事件并不鲜见，着实令人心寒。尽管社会基于呵护正义，要求见义勇为受益人对见义勇为者表示感谢，并给予适当补偿，但都是基于道德评价的立场，有限的约束力总难兜住道德的底线。对此，因为法律缺少明确的规定，道德反而又成为制约要求感谢和补偿的枷锁。 随着社会权益意识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与提高，一些因见义勇为引发纠纷要求受益者补偿并诉诸法院的，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见义勇为事实清楚的，均得到了司法的支持。这首先反映了司法顺应了社会的呼声，重视对道德的保护与鼓励。不过，从这些司法的判例来看，支持见义勇为补偿诉求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2条规定。这些依据表面看起来，与民法总则草案的提法相似，但都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其所遵循的“公平责任”的原则，更倾向于打上法律含糊的补丁，便于司法审判的实务操作。 保护民事权利是民法的核心。将见义勇为受伤谁补偿从司法实务，上升到清晰的法律并写入民法总则，不但是立法的一次突破，更大意义在于见义勇为得到法律的充分尊重，成为一种民事权利。通过法律的撑腰，赋予见义勇为者保有为损害追索补偿的权利，让受益者懂得并善于感谢与回馈他人的义举，是对道德的保护与鼓励。 当然，因见义勇为受到损害而主张权利，有一定的特殊性，要兼顾道德的价值诉求，不可能变成受益人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责任。“可以”与“应”的表述，尺度不同，“可以”虽不强制，却主张感谢与补偿的主动性，而“应”则构成了有条件的义务，不履行诉诸于司法会得到司法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于见义勇为者所遭受的损害，来自受益者的补偿只能是补充，来自其他方面的充分保障不能缺位，只有如此，对见义勇为多方位的呵护才实至名归。 |
